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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隐逸思想的嬗变 中国作家将如何融入世界总结如下。出，指外出；处，指居家；仕，指为官；隐，指避世，即外出做官或在家隐居。大治之世，儒家当道；大乱之时，黄老流行。老庄提倡的无为无欲，正是黄老学说的重要基石。隐逸文化是士人阶层的一种处世态势，即人生观。它是出与处、仕与隐、士族与集权、自然与名教矛盾的调适和选择，同时也是古代皇权失控、士人离心、百姓无奈的反映。儒道两家都认为：大道不行，时命不济，隐士流民，曲节全身，无为避世。《论语·公冶长》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庄子·缮性》道：“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常说盛世无隐士，乱世智者藏。隐士不是刻意要伏身躲藏，三缄其口，装傻充愚，而是因为世道不济，无奈之举罢了。 1 “逻辑三”：逻辑所同，即求美从“风尚” 庄子把隐士分成三类：避世闲暇者、道引养形者、天道圣德者。《庄子·刻意》评曰：“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吹响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道之道，圣人德也。”第一种隐者拥有江海而休闲，第二种隐者吐纳练功以养生，第三种隐者自然恬淡而圣明。庄子推崇第三种，称为隐圣。 2 小隐立世，社会常在景观设计 隐士非自庄子始，庄子不过作了总结。经过后世不断阐述，隐者们才隐得更自在。三皇五帝到春秋战国的树居巢父、箕山许由、崆峒广成子、商山四皓等，多为闲暇者或道引者。魏晋南北朝时，近400年战乱，民不聊生。正始年间王弼提出肥遁之利1，《魏书·逸士传序》：“而肥遁不及，代有人矣。”认为退隐有利，经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等践行，隐逸遂成为士人避世之道。 但是，隐又分为小隐、中隐和大隐。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隐逸之所有山野、乡村和园林三处。山野常名林泉、林薮、山野、山林、林丘、丘壑、丘樊；乡村常名田园、南亩、村居、村廓、草堂；园林常名丘园、亭林、山庄、山居、山房、山院、山庐、别业、别庐、别墅、别馆、精舍等。 西晋·左思在《招隐诗》赞小隐之妙，“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陆机《招隐诗》亦倡小隐：“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竹林七贤把隐居推到鼎革之期，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等，非汤武、薄周孔，登临山水，卧游原野。 因小隐的嵇康最终被戮，夏侯湛始倡“染迹亦朝隐”，郭象亦附和齐一儒道，倡自然而废名教。名士裴叔则、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等，大多在朝为官，身居城厢，心慕丘壑。画家顾恺之特绘谢幼舆丘壑图2，以示晋人隐志。张华、石崇、潘岳等既做官，又造园，燕饮林泉。石崇在金谷别业中结成金谷二十四友，此园又因三十名流齐咏《金谷诗》而名扬天下。陶渊明是隐中智者，于田园中赋诗自怡。 东晋文人谢万说“出处同归”后，还说“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3，戴逵、戴顒、孙绰、谢安、王羲之为士族出处同归的代表，常在园中曲水流觞，驰目聘怀。魏到隋间隐士慕老庄、寄山水，催生了田园诗和山水园。 因东晋的王康琚强烈反对小隐，在《反招隐诗》中道：“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小隐“凝霜凋朱颜，寒泉伤玉趾。”初唐·沈佺期亦附和于《陪幸韦嗣立山庄》：“入朝荣剑履，退食乐琴书……茆室承三顾，花源接九重”，于是，初唐士大夫以山庄、别业、寺院等欢喜题材为诗者甚众。随着士人集团在隋开科后受到重用，为仕而隐者陡增，隐逸丘壑不过入仕序曲。李白、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4、吴筠、房琯、吕向、卢鸿一等皆当时名士，皆先隐后仕。李、吴、房、卢四人仕后又隐。惟卢鸿一好造园，自构嵩阳别业，怡然园中。 隐逸保持了士者的尊严。在政治旋涡沉浮后的白居易提出《中隐》理论：“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牛僧孺与李德裕为政治宿敌，然于园圃花石则一样痴迷，各构有宅园，醉心于各种园林活动。白居易四处为官，官声好，游性大，先后建过四园，谈赏石、谈儒玄，成为中隐代表。 乐天之后，文人们找到了城中亦官亦隐的依据。两宋文人求中隐，创半隐。林逋结庐西湖，妻梅子鹤，不亦乐乎，乃真隐者。然不如苏东坡、欧阳修，勤政爱民。苏堤筑后民得益，醉翁亭里续禅缘。理学家周敦颐、邵雍、朱熹、陆九渊，在建书院时筑园林。濂溪书堂半隐闲，安乐窝里击壤集，云谷精舍醉遁翁。 元明清三代只把仕隐出处悬于嘴上，更主动入仕、经商。得志之后购地构园，追思名隐，冠园名景名以箕颍外臣、漱石山房、遂初书屋、鸣鹤园、小辋川、菊圃等，隐逸只不过是淡淡的思绪。 3 园居又是散发的 小隐、中隐、朝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