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三元边际与国民福利-基于多产品异质性企业视角的模型分析.docxVIP

? ? 贸易三元边际与国民福利 基于多产品异质性企业视角的模型分析 ? ? 王 珏 蒋伟杰 (1．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2．宁波大学 商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一、引言 在“双循环”背景下，中国近40余年的贸易增长结构需要重新被审视。根据Hummels和Klenow(2005)、Kancs(2007)、Chaney(2008)和施炳展(2010)的分解方法[1][2][3][4]，可以将出口额的变化分解为扩展边际、集约数量边际和集约价格边际，即“出口三元边际”①，以此来分别观察出口企业(产品)数目、企业(产品)平均销售量和平均价格的变化情况。我国的贸易三元边际在有些时段整体上升，有些时段则变化幅度较小或出现了部分下降，相当多的文献对此进行了原因解释与影响识别[4][5][6]，但有针对性的规范分析则较为缺乏。贸易三元边际究竟是“整体上升”更好还是“有升有降”更好？遵循何种边际结构的贸易扩张能够提升本国乃至多边福利？这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由于国民福利比国民收入能更加全面地评估一项政策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关注贸易三元边际结构的福利效应能够延展对我国“贫困化增长”问题的分析视角[7][8]。在贸易保护主义长期存在的复杂背景下，对国外福利受本国贸易结构变化影响的研究还能为国外贸易政策的未来走向提供一个“参考基准点”②。这些都将有助于我国下一阶段的贸易结构调整和贸易政策选择。 经典贸易三元边际文献主要关注三元边际与贸易额变化的关系。Hummels和Klenow(2005)通过结构性模型将一国贸易流分解为扩展边际、数量集约边际和价格集约边际(将后两者合并则形成二元边际视角)，并根据实际出口数据测算它们对出口增长的贡献[1]。在此基础上，后续研究形成了两种基本观点：部分学者认为贸易增长主要来自集约边际[9][10]，但同样有学者提出扩展边际是贸易增长的真正驱动因素[11]。Felbermayr和Kohler(2006)提出了一种折中观点，认为主导贸易流增长的贸易边际是随时间变化的[12]。从我国视角出发，钱学锋(2008)发现中国在2003～2006年间的出口扩张主要由集约边际驱动，但贸易成本的变动对中国出口总额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扩展边际实现的[7]。钱学锋等(2013)基于Chaney的异质性企业模型框架研究发现，扩展边际贡献了多产品企业出口增长的44%[8]。施炳展(2010)则认为集约数量边际和扩展边际共同驱动了中国出口额的长期增长，而价格边际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4]。 一些学者还就贸易边际的内外部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Kancs(2007)通过观察贸易自由化对贸易结构的影响发现，可变贸易成本对二元边际都有影响，固定贸易成本的影响幅度则较小[2]。Chaney(2008)同样在二元边际模型中研究了固定出口成本和产品可替代性对贸易边际的影响[3]。Dutt等(2013)研究了WTO对成员国贸易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表明加入WTO使得成员国的扩展边际显著上升，但对集约边际有负面影响[13]。钱学锋和熊平(2010)发现经济规模、生产率水平等内部因素对二元边际均产生正向作用，但外部冲击如金融危机则主要对集约边际构成负面影响[14]。王孝松等(2014)发现，来自进口国的反倾销措施显著抑制了中国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而且对扩展边际的抑制效应更大[5]。张杰和郑文平(2015)研究了补贴对二元边际的影响，发现政府补贴与扩展边际呈倒U型关系[6]。 可以看出，当前对贸易三元边际的研究集中于其对贸易额的影响及其自身的影响因素，关于三元边际结构对国民福利影响的研究较少，而且尚未形成能够刻画三元边际多边福利效应的数理模型。同时，当前主要的三元边际测算方法也存在细节上的不一致性，这主要体现在扩展边际的详细定义上。Kancs(2007)和Chaney(2008)将产品种类与企业数目相等同，扩展边际被认为是出口企业数目，与之对应的集约边际被定义为出口企业规模[2][3]。但在较早的Hummels和Klenow(2005)体系中，扩展边际被定义为产品种类的扩张，集约边际被定义为每个种类出口额的增长[1]。在企业生产多种产品的情形下，上述两类界定方式会导致不同的贸易流分解结果。同时，部分研究还引入其他含义的贸易边际，如杨连星等(2015)将企业出口选择的代表变量称为“进入边际”[15]。以上这些不同的分解方法会导致对贸易流内部结构的分析结果存在差别。 有鉴于此，本文在Mayer等(2014)和Melitz等(2008)的解析模型基础上，纳入企业可以自主选择产品种类集合的机制，构建多产品异质性企业模型[16][17]。该模型允许企业产品种类发生变化，能够统一分析“企业数目”与“产品种类”两种概念下的扩展边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