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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深化、制度变迁与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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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勇,张建武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资本深化①张军(2002)将我国经济增长中资本产出比不断上升的特征称为“资本深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另一方面,制度变迁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亦功不可没,我国制度变迁意指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逐渐起决定性作用的渐进演变过程,意味着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的变革,也即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的全面铺开,引起制度的变迁,活跃了市场,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从1997年到2007年,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年均1.45个百分点(樊纲等,2011)。然而,在诉说资本深化与制度变迁带来的巨大增益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中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资本相比劳动而言,在居民中的分配更加不均匀,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会恶化居民收入差距,不利于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这种现象引起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研究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话题。
现有关于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研究中,Kongsamut(2001)、罗长远和张军(2009b)等关注产业结构因素的作用,王永进和盛丹 (2010)、张莉(2012)等则从偏向性技术进步的角度进行探讨,还有 一 些 学 者 如 Spilimbergo et al(1999)、Diwan(2001)、Harrison(2003)、Askenazy(2005) 等 研 究 全球化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然而,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资本深化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资本深化反映的是经济发展中投入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而要素投入的变动是研究要素报酬占比的起点。因此,探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因素,资本深化是一个较为直接和重要的方面。关于我国资本深化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已有经验研究并未取得一致的结果。罗长远和张军(2009a)的研究支持资本与劳动的互补关系,从而得出资本深化有助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改善的结论,魏下海等(2012)的研究则得出相反的结果,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却认为资本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本文认为现有研究结论的分歧可能与我国转型期制度变迁紧密相关,资本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很可能受到我国制度的异质性的影响。因为在我国资本深化的过程中,我国的制度也在发生巨大变化,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不同的资本深化路径①我国的资本深化一直被认为是我国长期维持较高投资率水平的结果,李治国和唐国兴(2005)曾提到,这是从供给的角度,以投资的资金来源对资本形成予以解释,他们的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需求导向的资本存量调整机制已经在我国的转型经济中基本形成,资本的内在调整动机逐渐转向需求一方,即资本深化的路径逐渐由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很可能造成其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差异,也因此国内关于我国资本深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经验研究未能得出一致的结论。
二、实证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实证模型
根据上文的文献梳理及理论分析,资本产出比与劳动收入份额存在确切的函数关系,而本文引入制度的异质性,在制度变迁的视角下研究资本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为此我们引入制度变迁变量及其与资本深化变量的交互项,并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因素,设定如下计量回归模型:
其中,下标i、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μi为不可观测省份固定效应,ωt为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特异误差项。LS为劳动收入份额,是本文中的被解释变量, KY、lnst、lnst_sq及交互项 KY*lnst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KY为资本深化,lnst为制度变迁,Z为其他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控制变量。
(二)研究变量
1.被解释变量
劳动收入份额。劳动收入份额(LS)是指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一般有两种计算劳动收入份额的方法,一种是不考虑间接税,另一种是将间接税视作资本收入的一部分。本文中采用前一种方法来计算劳动收入份额,即用劳动者报酬除以扣除生产税净额后的GDP。当然,后文我们也用劳动者报酬除以未扣除生产税净额的GDP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替换LS进行稳健性检验。
资本深化。本文中选择资本产出比(KY)表示资本深化,通常用实际资本存量与实际GDP的比值来刻画资本产出比。我们参照单豪杰(2008)的处理方法,沿用较为成熟的“永续盘存法”,计算出实际资本存量,最后计算出资本产出比。
制度变迁。鉴于樊纲等历年编制的市场化指数深入研究了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内在机理和影响因素,是对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各地区市场化程度进行测度的较好指标,能够测量我国不同地区的制度变迁情况,并且在相关实证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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