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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质夫先生乡村教育思想研究 一 黄质夫:与中国乡村教育的同频共振 黄显夫（1896-1973）、同益、江苏宜征人。家庭出身贫苦,自小刻苦攻读。1924年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走上了陶行知先生倡导的道路——投身乡村师范教育,先后主持和创办了江苏高邮界首、浙江湘湖、南京栖霞和国立贵州师范学校。从事乡村教育20多年,是我国乡村教育的先驱者之一。 黄质夫先生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就被江苏省第五师范学校聘任为界首分校主任。界首分校在江苏高邮市界首镇,是当时国内率先创建的一批地道的乡村师范学校。黄质夫艰难创业,一切亲自筹划,还办起了试验农场,使学校面目为之一新,教学、生产、劳作有声有色,一时名声大振。 1927年江苏省实行大学区制,黄质夫调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南京中学乡村师范科主任(1932年改为江苏省栖霞乡村师范学校)。黄质夫在栖霞刚上任时,军阀孙传芳反攻南京,栖霞成为进攻南京的桥头堡,栖霞乡村师范学校成为战场,校内一切设施几乎毁于战火。战事一平息,他便立即组织师生,竭尽全力恢复学校设施。接着便精选良师,拟订教学计划,精心设置课程,改进教学方法,创造性地贯彻陶行知先生提出的“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并取得巨大成就。陶行知曾经亲自到栖霞乡师与黄质夫交流和指导工作。在黄质夫主持下,栖霞乡师成绩突出,声名远播,并引来很多主管教育的各级政府官员、教育界的名流学者,如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职业教育家黄炎培、经济学家马寅初、乡村建设的代表者梁漱溟、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等相继前来参观、考察、演讲。有的考察报告对栖霞乡师做出了肯定而客观的评价,“该校设备之完整,工作之紧张,教学之认真,学风之淳朴,教职工精神之团结,有非他校所可及者”,“栖霞乡师必在乡村教育上独树一帜,他的开拓创新精神和成果,是同类学校的佼佼者”。 1931年8月,黄质夫受陶行知推荐到浙江湘湖乡村师范学校担任校长,仅半年时间他又回到了栖霞乡师继续担任校长,直到1937年日本侵华,栖霞乡师被迫疏散,黄质夫不得不踏上流亡之路,来到大后方贵州。1937年9月被任命为办在贵阳市郊青岩的省立贵阳乡村师范学校校长。为了开发贵州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改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贫愚落后的面貌,他请求有关部门批准,将学校从贵阳青岩迁到更为边远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侗族之乡的榕江。1940年在榕江当地各界的全力支持下,贵阳乡村师范学校迁至榕江,并在更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地——黎平建立分校。黄质夫的办学精神受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重视,决定将榕江的贵州省立贵阳乡村师范改为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直属教育部边疆教育司。 黄质夫先后在界首乡村师范、栖霞乡村师范、湘湖师范和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就任校长,和陶行知一起为改变中国乡村教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抗战爆发后为改变西部少数民族教育落后的局面培养了大量的民族地区乡村师资,是对陶行知乡村教育理论的进一步实践。黄质夫的许多办学思想也值得我们继承、研究。对他教育思想的研究也是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补充。 二 黄质夫对天麻学的贡献 黄质夫在长达20年左右的教育实践中深受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黄质夫对陶行知理论的实践和创新。 (一) 劳动教育的价值 黄质夫十分重视生产劳动,提出“专业训练必须与劳动训练并重”的主张。他尖锐地指出:“中国几千年教育的失败,就在于士大夫阶层不从事生产劳动,读书人只会吃不会做”,“旧教育培养的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无用人才”,“有的农村孩子入学前,还可以穿草鞋帮助父母一起打柴、种田,一旦进了洋学堂,就要穿皮鞋,梳亮头发,游手好闲,这是中国人教育的失败”。他根据美国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理论,提出“教育即生活,生活要生产”的口号。倡导“树木树人,且耕且读”,“半耕半读,自给自足”,要求师范生成为“能农能工能商能教学能生产能适应艰苦坏境的乡村建设者”。 在他的《中等学校劳动生产训练》一文中,就详细阐述了劳动生产训练实施的步骤。从农业实施目的、实施过程、经营及各项事业的设计,到工业、家事的实施,都有详细的阐述。他认为劳动除有经济的价值之外,教育的价值也很重要。“为了易于明了起见,分为道德的、智力的、艺术的、身体的四方面来说”:道德上来说“在工作进行中,可以养成学生勤劳、热心、至诚、努力、判断、克己、自制、持久,以及对团体社会有正确的态度和积极前进的精神”;智力上“肌肉运动对于青年脑部的发育有密切关系”;艺术上“可以使学生有尽量发展创造本能及艺术冲动的机会”;身体上“农业为诸种职业中最尊贵能强身的事”。他认为“全国中等学校,在今日大部分深知劳动生产训练的重要”。因此他专门写了这篇文章来显示其对生产劳动训练的重视。 在黄质夫主持的各所学校中,生产劳动被称为“事业活动”。他亲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