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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二拍的道德诉求与文学道德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营和市场繁荣，礼俗习惯显著变化。一方面是社会活力空前增长,思想情感的日趋解放;另一方面则是所谓“道德沦丧,纪纲荡然”,这相当典型地展露出“伦理主义与历史进步的二律背反”,有很深的文化哲学意蕴。一方面,人越来越需要多方面的现实生活的满足,反对将情欲需要、物质享受作为反天理的“人欲”加以压制;另一方面,人又需要在现实生活之中体现到和谐的人际关系所带来的温馨,精神上的与心理上的平衡感。然而,无论哪方面的需求都遭受到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制约。从本质上说,传统道德观念是与上述两种宿求格格不入的,晚明反映市民生活的白话小说创作,一般说来,都体现出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之后所展现出的风俗人情与市民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微妙变化,但也都表现出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巨大存在以及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 “三言二拍”以其显著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成为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创作的里程碑,是晚明白话短篇小说繁荣的标志,它是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之后市民生活的百科全书,它真实地反映出了市民阶层的理想、愿望和要求。同时,由于时代局限性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深受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影响,附系着道德说教,渗透着“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念。因此,作品中难免出现种种矛盾现象,折射出作者的复杂心态,体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特点。下面就从几个方面对作品展开论析。 一、 对商业的机理与意识的真实反映 如前所述,晚明社会,商业更趋繁荣,商品流通较之以往更加扩大,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给市民首先带来的是日趋膨胀的消费意识和人生态度,也带来了贫富差异的日趋明显和扩大,这些无疑会强烈地刺激人们对金钱的渴求,原先“平静和谐”的社会一下子变得躁动不安了,对金钱的追求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三言二拍”之中这方面的作品为数不少,如《警世通言》中的《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叙述的是宋小官由破落的世家子弟而冒险发迹起家的故事。情节甚为曲折,宋小官的商人形象与商人意识表现得非常明显。《喻世明言》中的《临安里钱婆留发迹》更是通过五代十国吴越国的建立者的故事叙述主人公先前穷困潦倒,后来一朝发迹的事迹,竭尽铺张宣染之能事。如描写钱缪功成名就之后,“在杭州起造王府宫殿,极其壮丽。父亲钱公已故,钱母尚在,奉养宫中,锦衣玉食,自不必说”(P321),又“杀牛宰马,大排筵席,遍召里中故旧,不拘男妇,都来宴会”。(P322)字里行间,作者的艳羡之情历历可见。这是市民阶层崇拜金钱、财势的心态的真实反映。《初刻拍案惊奇》中的《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更是叙述了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故事,主人公文若虚起初经商时无论如何都不能赢利,到后来时来运转,一筐红桔(洞庭红)竟卖价几百两白银,沙滩上捡来的龟壳,内有珍珠,售价五万两,这些近乎荒唐的故事无一不是小市民馋涎欲滴、梦寐以求的发迹变态心理的真实折射。从《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中我们还可看出,作者对经商是非常熟悉的,作品中对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细节描写,对红桔(洞庭红)和绸缎铺铺面的描写,以及一些热闹场面气氛的渲染都很具真实性,有较好的艺术效果,这样就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另外,《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喻世明言》)讲述主人公汪革以烧木炭,办铁冶,办酤坊等工商业发家的故事,《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二刻拍案惊奇》)中,作者用自己话说:“徽人因是专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来,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受敬趋奉;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P340)这些都是当时商业活动与商人心理的真切反映。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就有贱视商业活动的风习。“士农工商”,“商”排行最末,“工”又次之。战国时代,李悝、商鞅、荀况诸人都将农业视为立国之“本”,而将工商业视为影响国本的“末”,表露出浓重的重农抑商思想。到了汉代,这种思想就已经根深蒂固,成为历代统治者遵循不易的“国策”。历代王朝都程度不同地实行抑商政策。然而,到了晚明,由于深层次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工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启蒙思想家发出的工商皆本的口号,对商业与商人开始产生一种全新的认识,这在“三言二拍”中也有体现。“士子攻书农种田,工商勤苦挣家园”(P331),“荷插农夫,经商工役,辛勤陇陌,奔走泥涂”(P354),都将士农工商相提并论。在“三言两拍”中,商人不再是被诅咒、贬斥的对象,而是作为被人们关注、歌颂甚至羡慕的正面角色。以往的爱情小说往往是一种郎才(书生)女貌的情节推演,而在《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世恒言》)中小商人秦重作为爱情的主角竟与花魁娘子相恋,完全是一种全新的爱情故事,这显然是对商业价值的肯定与商人形象的认同。商人形象的变化与地位的提高还表现在士商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