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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二拍女主人公婚恋悲剧的情感分析 一、 古代中国婚姻的媒体 “三个语言”和“两个动作”（包括每卷的输入和修改），故事中有一个助理形象，帮助女主人公讲故事、讲述爱、偷走情人和尝试。这些媒婆在小说中往往作为配角登场, 对小说中的主人公尤其是未婚的小姐和已婚的少妇在婚恋、偷情行为实施过程中起着陪衬的作用, 她们好比是绿叶, 衬托着个性鲜明的少女、少妇这些红花, 相得益彰, 使得小说的故事情节更加跌宕起伏、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独特、作品内涵更加耐人寻味。 就中国古代男女婚配情况而言, 媒人是构成男女之间婚姻关系的重要媒介, 在男女双方婚姻关系确立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牵线搭桥的作用, 因此在中国古代的传统婚姻中, 媒人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比如南宋罗泌撰写的《路史·后记二》就记载了上古时代最早的媒人女娲做媒的情形:“祷于神祗, 而为女妇正姓氏, 职昏因, 通行媒, 是曰神媒。以其载媒, 是以后世有国, 是祀为皋禖之神”66。所以, 民间往往把女娲称为媒人的鼻祖。可见, 在上古时期, 媒人为人做媒通婚的现象就已经存在了。发展到殷周时期, 媒人对成就男女婚姻所起的中介作用便更加突出, 甚至可以说, 没有媒人就没有当时男女双方的婚姻, 哪怕是青年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 也必须通过媒人的说合牵线才能得到家庭和社会的认可。从流传至今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可以得到印证:“伐柯如何, 匪斧不克。娶妻如何, 匪媒不得” (《诗经·豳风·伐柯》) ;“匪我愆期, 子无良媒” (《诗经·卫风·氓》) 。由此可见, 当时的男女在婚配时必须通过媒人的牵线才能成亲, 否则婚姻只能作罢。 所谓“媒者, 通二姓之言, 定人室家之道”, “男女非有行媒, 不相知名”, “男女无媒不交”, 都说明媒人是男女交结、订婚的唯一中介人。因此, 媒人在古代的婚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父母之命要依靠媒妁之言来完成。作为行六礼、证婚约的执行者, 媒人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封建婚姻制度的重视。古代男女之间的婚姻只有经过媒人的说合牵线而结成秦晋之好, 才是合礼的、合法的。如唐代的法律就明确规定:“为婚之法, 必有行媒”。如此一来, 婚姻是好是坏, 成功与否, 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媒人的一张嘴了。这张嘴如果说一是一, 诚信无欺, 那当然是受人欢迎的, 也是人们所期望的。可实际情形却往往是“媒人之口, 无量斗”, 即说出的话没有定准, 让人难以预料衡量。这使得媒人成了封建时代男女婚姻成败与否的一股重要力量, 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就格外引人注目。 在古代封建婚姻演进的过程中, 媒婆由媒人衍生而来的迹象亦甚明。因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媒人就是个女性, 她便是神话传说中的女娲。“在中国神话系统里, 由于女娲是婚姻制度的创造者, 也就被认作男女间最早的媒人。”75 媒人在古代又称为“媒妁”。“媒妁”一词在《说文解字》中释义为:“媒, 谋也, 谋合二姓者也”;“妁, 酌也, 斟酌二姓者也”。“媒”与“妁”两字都带“女”字旁, 说明在古代, “媒人”这一角色大多由女性来承担。譬如, 东晋葛洪所著的《抱朴子》一书记载:“求媒媪之美谈”;在元代官修的政书《元典章》中明确提到媒人应由地方长老报送信实妇人, 充官为籍。这就说明魏晋之后无论官媒、私媒大多由妇女来担当。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小说粗陈梗概的时期, 在有些涉及男女情爱的志怪小说中已出现了媒婆的身影, 只不过她们的形象还比较模糊, 并不引人注目。至唐人小说中, 媒婆的形象就逐渐清晰了。其中《霍小玉传》中的鲍十一娘, 就是一个典型的媒婆形象, 她开了中国古代小说中媒婆形象的先河, 并且奠定了媒婆形象的类型特征, 那就是交际广泛、能说会道、善说风情。隋唐以后, 佛道两教都得到了大力发展, 各地兴庙建观, 尼姑、道姑、卦姑遍地皆是。而那些平日深锁闺中的大家闺秀也只有去佛寺、道观进香祭神时, 才有破例出门的机会。她们很自然地与“三姑”打交道, 请“三姑”为其测字、打卦, “三姑”自然就充当了媒婆的角色。明清时期, 社会上涌现出大批出入闺阁之门的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 号称“六婆”。“媒婆”这一称呼也随之传扬开来。 在“三言”、“二拍”中, 担任媒人角色的大多是那些走街串巷的“三姑六婆”, 她们的身影经常活跃在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中。她们有时主动出面, 成为演绎男女婚恋悲欢离合故事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情节线索。“特别是在小姐与情人见面、私定终身、大胆私奔以及已婚妇女红杏出墙的故事中, 婆子、丫鬟、尼姑等配角人物往往起到了最重要的牵线搭桥作用。在明代后期, 不少贵族女子的爱情婚姻自主的意识已开始萌生, 这和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有着直接关系。若要实现爱情婚姻自主, 对于足不出户的小姐夫人来说就必须有与外界沟通的媒介和桥梁, 于是这些可以自由出入闺阁的配角女子就应运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