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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叶资本主义的生成 文学批评一直是“仁者思善、智者思知”的，这是文学欣赏和批判的正常现象。但是,对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现象、文学作品如何评价、如何认识,则不可随每个人的主观愿望去下定义、做结论的,因为它有一个“历史的范畴”在约束着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下面的阐述中,我们将要运用一个历史学方面的命题——“社会转型期”。这个社会转型期,是指一种社会形态向另外一种社会形态过渡的时期,它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都在发生着质的变化。如我国历史上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过程中,就经历了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漫长的社会动荡时期,也就是社会转型期。而明代中叶至晚清的五百多年间,则是中国历史上由封建专制主义向近代文明社会过渡的另一个“社会转型期”。 明清二代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晚期,这一时期,虽然封建制主义“尚未进入土崩瓦解的阶段”,仍然是很“强固”,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已经对传统的封建制度、伦理观念造成了很大地冲击,使封建帝国大厦的根基发生了动摇。因此,在这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转型期”的历史阶段中,传统的和新生的两种思想和势力不断地进行着生死存亡的较量。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一方面是代表和维护封建统治阶级思想和利益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相适应的带有明显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色彩的启蒙思潮,在不断发展壮大。如被称为“异端之尤”的李贽、明清之际的三大师——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他们对封建主义传统的“正宗文化”,都从不同角度展开了激烈地论战。在文学创作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其重要标志,就是以城市平民百姓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市民文学”的兴起。 在传统的文学批评观念中,“经、史、子、集”才是正宗文学,而被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所谓“俗文学”,是一直被排斥在正宗文学之外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作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作为承载民间文学创作主体的小说,一直不被封建统治阶级及正统文人所重视。当沉重而又缓慢的历史长河,古老而又璀璨的文化列车,终于驶入十五世纪的中华大地,当社会意识形态随着经济、政治的变革而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时刻,“市民文学”——小说创作顺应历史的发展变化而闪亮登场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冯梦龙的“三言”和凌蒙初的“二拍”。 从“三言”、“三拍”的思想内容上看,固然是丰富而复杂的,其中,有许多闪耀着新观念、新思想光辉的篇章。它的出现,给传统的文学理念注入了新的血液,也是社会转型时期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大突破,其中重要思想文化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首先,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三言”、“二拍”中,市井小民成为文学作品描写的主要对象,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市井游民、歹徒、无赖、嫖客、妓女……成了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在这些市井小民的群象中,最突出、最引人注目的是所谓的“商人”。如“卖油郎”秦重(《醒世恒言》卷三)、靠海外冒险发了大财的“转运汉”文若虚(《初刻拍案惊奇》卷一)、弃学经商的扬八老(《醒世明言》卷十八)、弃官经商的刘东山(《初刻拍案惊奇》卷三)……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小商贩,在这里粉墨登场了。可以说这些人物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并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不是偶然的。它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出现,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商业活动的日益扩大,使“商”在传统观念中(士农工商)的地位,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另一类从事商业活动,不是靠种地为生而是靠手工业赚钱的就是新兴的手工业者——工场主,如《醒世恒言》卷十八所描写的小手工业者施复,就是靠一张织绸机起家,经过十几年的创业奋斗,最后终于成为家有几十张绸机,家资数千金的大老板,成为“先富起来”一部分人中的代表。“三言”、“二拍”在客观地描写这些新兴的“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活动的同时,还公开地为商人的事业进行辩护,肯定了他们正常的商业经营活动,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初期出现的新兴商业活动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以及他们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除此之外,“三言”、“二拍”还描写了市民阶层各种各样人物的活动,“团头”金老大(《喻世明言》卷二十七)、屠夫陆五汉(《醒世恒言》卷十六)、赌徒沈将士(《二刻拍案惊奇》卷八)、游民宁四公(《喻世明言》卷三十六)等。在“三言”、“二拍”近二百篇的作品中,有近一半的作品是以这些市井小民作为主人公的。这些市井小民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生活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虽然他们是弱小的,但已经充分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作为“市民文学”,在这方面,恰好是代表了这些市井小民渴求文学作品反映他们自己生活的愿望,他们希望文学作品能够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