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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与二拍的差异 长期以来，学术界将冯梦龙的“三个词”与凌宇初的“两个词”进行了比较。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两个词”和“三个词”的比较，但他们之间的具体差异和各自的优势很少被研究和分析。其实,“二拍”跟“三言”的差异不言而喻,也是显而易见的。“三言”绝大多数出自宋元话本,冯梦龙充其量不过起了加工、润色的作用。“二拍”则不同了,绝大多数出自凌濛初之手,尽管其中许多故事也有某种蓝本或其素材来源。就题材来说,姑不论此有彼无、此多彼少这种不同,就是同类题材,也多有各自的特点。如同是描写男女婚恋的故事,冯梦龙虽然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多有微词,对妇女的所谓“贞节”并不持道学家观点,但却没有“二拍”中那些肯定男女情欲等内容。就是同样写发迹变泰主题的,“三言”中的主角分为文士、武夫,“二拍”中则多为商贾。“三言”中的发迹变泰多表现为社会政治地位的改变,即由贱变贵,“二拍”中却以经济方面的变迁为主,即由贫转富。 其实,不但“三言”与“二拍”之间有许多差异,就是“二拍”之间也各有特色。“初刻”中所写四十篇可以按题材大致归为六类,而“二刻”中的题材可就要分散庞杂得多了,远非六类所能概括得了。这是由于凌濛初在创作了“初刻”之后,大受欢迎,于是便着手“二刻”的写作。可是原来储存的材料似乎已尽在“初刻”中用上了,现在再临时搜集,当然就有许多不尽如人意处。这就不但使它的题材无法相对集中,甚至还出现了把“初刻”中的《大姐魂游完宿愿,小妹病起续前缘》一卷原封不动地收入“二刻”中来,又另将一出杂剧《宋公明闹元宵》拉来凑成四十卷这样一种明显狗尾续貂的做法。 但是,“二刻”中也有“初刻”所不及之处。比如公案题材的故事,在三十八篇小说里,有判案内容的就占了约一半左右,可见这个内容在该书所占的地位有多重要了。虽然也象“初刻”一样,其中的各级官吏大多为公正廉明、精细能干者,但有的形象都是“初刻”所不曾描写过的。如《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正文所写的故事、塑造的官吏类型,是所有白话短篇小说公案题材中很少有过的。它不是一般地描写官吏审案中的顢顸无能或草营人命,而是揭露互相倾轧、公报私仇的官场黑幕: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见唐仲友少年高才,心里常疑他要来轻薄”自己。后来,他提举浙东常平仓时,唐正为其属员,便利用职权,存心找碴,声言“台州刑政有枉,重要巡历”,而突然来到台州。唐仲友出于不意,迎接不及,朱熹不但立即将其印信收去,而且肆意株连无辜,把台州妓女严蕊“也拿来收了监,要问他与太守通奸情状”。他主观认定:“仲友风流,必然有染。况且妇女柔脆,吃不得刑拷,不论有无,自然招承,便好参奏他罪名了。”为了个人泄私愤,竟然完全置天理公道和人命于不顾。后来又“朝打暮骂,千箠百拷”严蕊,也没法让严蕊诬服;即便如此,还是倚仗手中大权“将他痛打了一顿,发去绍兴,另加勘问”。而绍兴太守也是一位理学家,既只凭严蕊模样标致,便一口咬定:“从来有色者,必然无德”。又为了奉承朱熹,而同样对严蕊酷刑拷打,“要她招与唐仲友通奸的事”。直到后来朱熹改调他处,严蕊才得释放出狱。正如书中所说:“严蕊凭地悔气,官人每自争闲气,做他不着,两处监里无端的监了两个月,强坐得他一个不应罪名,到受了两番科断;其间遍招拷打,又是分外的受用。” 其它许多故事里,有的官吏虽未必如朱熹这样故意枉断官司,但也多是糊涂无能之辈。《徐茶酒乘闹劫新人,郑蕊珠鸣冤完旧案》里的嘉定县令,接到一件拐带妇女连及人命的案子,除了一味严刑逼供外,束手无策。后来还是在外地发案了,人证俱在,才终于真相大白。又如《两错认莫大姐私奔,再成交杨二郎正本》入话里的县官,也是是临案不加三推六问,只一味相信重刑之下何求不得,根本不问青红皂白,硬是屈打成招。同样是后来在别处寻获真凶,才得辨明冤屈。在上举《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入话部分所写的勘案故事同样让我们看到朱熹这位“大儒”的刚愎自用,以致一手酿成冤狱,还自以为得意。以上这几篇批判矛头所针对的,都是“初刻”中所没有的,也是“二刻”的公案题材故事中颇有新意,值得称道之处。 “二刻”中关于世风人情的描写也值得重视。这类作品约有十篇左右,反映的生活面相当广泛,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其一是批判地描写家庭内部和亲戚、朋友之间争财夺利的行为。如《赵五虎合计挑家衅,莫大郎立地散神奸》、《贾廉访赝行府牒,商功父阴摄江巡》、《痴公子狠使噪脾钱,贤丈人巧赚回头壻》、《懵教官爱女不受报,穷庠生助师得全终》等篇都是写这个题材的作品。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莫大郎立地散神奸》是反映家庭内部的财产纠纷:莫财主与丫环双荷偷情有喜后,将其嫁给了卖汤粉的朱三为妻,生下一子小三官人。十多年后莫翁去世,当地几个光棍撮弄双荷与朱三替小三官去与莫家的两个儿子争家产,他们几人好从中渔利。要是按莫妈妈的做法,必然要经官动府打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