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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修辞学传统比较 中国的拼法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而西方的拼法传统可以追溯到亚历斯多德的拼法。中西修辞传统都对后来修辞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虽然先秦诸子的修辞观点,先秦经传中的修辞思想是零珠碎玉不成系统的,但有学者认为“后代的许多修辞观点和学说,实际上都是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对其加以阐发、更新和拓展,它们在汉语修辞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是汉语修辞学的发端和源头”(P12)。而西方古典修辞学更被普遍地看作是西方修辞思想的开端,“通观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修辞学,就其根本研究的问题而言,似乎都是在古典时期就已规定了,而且每一个历史时期对修辞学研究的重点都有着相似之处,这一相似性构成了西方修辞学的连续性。这个连续性的源头无疑要追溯到亚里斯多德”(P445)。本文试图比较中西修辞学传统,着眼点既在异也在同,由于人性本质基本相同,因此两大修辞传统自然有相同之处,但由于产生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更会表现出不同。本文通过分析中西对言语交际的不同理解以及社会传统与社会语境方面的差异,揭示它们各自修辞传统形成的动因。 一、 修辞的产生:是有交际的实践活动的表现 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形态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作为社会中的人,交际是必要的社会活动,有交际就有修辞现象的产生,修辞用于指导交际实践。在书面语产生之前,主要是口头交际。人类的这种生存共性决定了中西修辞传统的三大共性,即历史悠久、重社会实用与口头论辩。 (一) 中西古典修辞学的差异 中西修辞学的研究都开始得比较早。自公元前五世纪起,古希腊就有修辞学的专著问世,并建立了专门教授修辞学的学校。我国修辞学的萌芽期可上溯到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先秦诸子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以修辞学冠名的著作,但他们在论述哲学、政治、美学、伦理学等问题时显示了他们对修辞的看法。中西古典修辞学都是中西方修辞学的理论源泉,对以后各个时期的修辞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传统修辞学在其鼎盛的古典时期之后,经中世纪、文艺复兴直至十八世纪末的浪漫主义时期,虽已逐渐失去了影响,但随着十九世纪科学语言学的蓬勃发展,作为语言学学科之一的文体学及语言艺术研究应运而生,二十世纪修辞学得以复兴,成为一门重要的交叉学科。不同时期的修辞学理论虽然与传统修辞学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仍然是传统修辞学的复兴、发展和完善。我国先秦诸子的修辞理论对后世修辞学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现代修辞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比如陈望道修辞要适应题旨情景的理论和修辞现象的两大分野的观点都可以从先秦诸子有关修辞的论述中找到渊源。 (二) 修辞是一个显见的和科学 修辞是人类共有的一种社会性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实践智慧。为了满足人类在社会中生存、交际的需要,修辞的出现可用以指导语言实践,实用性很强。修辞实践一直是西方文化、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希腊、罗马的民主社会要求修辞作为一门实用艺术而产生,修辞可用于指导如何说服法庭的判官、议会的元老和教堂的听众。修辞学更是日常生活的必要手段,讨论问题,发表意见,为自己辩护或攻击他人都要运用语言表达思想,在交锋中辩倒他人,占有上风。因此,古希腊人特别热衷于学习修辞学和逻辑学,认为只有掌握了这些知识和技巧,才能在论辩中以理服人,克敌制胜,从而捍卫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目的。在古罗马,西塞罗甚至提出过政治家、哲学家、演讲家三位一体的理想模式,即主张理想的政治家必须同时是哲学家和修辞学家,演说不仅是智力活动的最高表现,同时也是与国家大业、全民福祉攸关的一种艺术,因为善于修辞是民主兴邦、精英治国的必备条件,甚至可以说修辞“在保证国家根本体制的正常运转、构筑主流意识形态、维持和增强所谓‘软性权力’等事关社会和民族兴亡盛衰的要害利益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P1)。我国古代有关修辞的论述中也有类似说法,如《周易·乾·文言》云:“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把修辞作为建功立业的一个必要条件,反映了修辞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战国时代,游说论辩之风极盛,个人的前途,乃至国家的安危常常系于游客辩士的一席话,因而有“一人之辞,重九鼎之宝;三存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文心雕龙》)的说法。修辞学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我国,从一开始就是为社会服务的。 (三) 方古典修辞学的研究对象 人类语言的发展是先有口头语言后有书面语言,口语修辞在中西古典时期都比书面语修辞重要。古希腊罗马时期盛行公众演讲和法庭论辩,实际上西方古典修辞学就是演讲和辩论的艺术,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口语。古希腊学者认为口头语言是一种活的语言,苏格拉底指出,书面语言唯一的功用是“帮助记忆减退的老人回忆往事”,而口头语言是充满活力的语言,它透入听者的心田,并且在回答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为自己辩护。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在游说论辩中,对口语修辞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它们是修辞理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