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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高级经理、女性董事比例与公司杠杆率的关系研究 高管层风险偏好与公司绩效挂钩 根据后续研究，2008年以来发生在世界的金融风暴的原因是过度追求高利润。它的本质与华尔街管理层的决策取向和价值观密切相关。高管层担负着组织风险控制的重要使命。 股东赋予高管层一定权力是为了实现“价值创造”和“利益输出”效应, 高管层会灵活决定两种效应的此消彼长。为避免大股东损害公司利益, 并抑制高管层私下的利益输送行为, 完善的公司治理与其他大股东制衡机制成为一种必须。而委托代理研究则以“减轻代理问题”作为一种重要的治理机制, 将高管层薪酬与公司绩效挂钩, 激励管理层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决策原则。但检验管理层报酬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研究持续忽略了高管层“投资行为”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直到2003年管理者权力理论提出。 在一系列与管理层权力有关的薪酬激励研究中, 张丽萍和杨兴权考察了管理层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 认为货币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具有抑制作用, 但管理者权力会弱化该效应。换言之, 高管层控制权过高会直接强化其损害公司利益的动机和能力, 更倾向于过度投资。 该研究初步显示高管层风险偏好与控制权之间的某种关联。高管层日常决策受时间、信息和自身个性特征的综合影响, 但在非常规决策时, 其风险偏好、情绪与人格等个性特质影响更为明显。连燕玲等人证实:危机冲击之下的大股东具有更强烈的管家意识和支持性功能。由此推论, 正常经营期间的大股东更可能相机采取支持性或掠夺性行为, 具体取决于公司治理的有效监督与制衡, 而以人格特质显现的高管层相互制约至关重要。 大量心理学和行为学研究都表明:女性在面临不确定时, 其行为更加谨慎。从风险规避的性别差异角度看, 高管层性别构成是组织风险偏好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不过这一因素与公司稳健性、风险偏好、过度投资的关系长期未受到关注。 该领域研究在国内于2012年有所突破, 祝继高等人对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危机期间, 女性董事比率越高的公司, 投资水平下降得越快;女性董事占比较高的公司会减少长期借款。但他们仅着眼于女性董事, 且以“投资水平”与“长期借款”作为风险规避指标, 并不能有效判断组织风险偏好水平。本研究以“女性高管”为研究对象, 以“财务杠杆率”为风险偏好指标, 进一步检验高管层女性占比对组织风险偏好的影响。 1 女性高管比例与风险偏好 历次金融危机反思都承认危机爆发与金融机构风险偏好程度不断攀升直接相关, 强调机构治理机制和风险管理的重要性。风险管理规范性与风险管理体系完备性是治理机制的完善标志。它们都必须落实于高管层, 而该群体的风险偏好程度决定了所在机构的风险管理起点和风险控制能力。因此“通过衡量金融机构有决策权高管层的风险偏好程度来判断该机构风险控制能力”的推断是符合逻辑的。 本文以“女性风险规避”等心理学结论为理论基础, 将“高管层性别比例”作为自变量, 以“上市金融机构”作为研究对象, 检验上市金融机构有决策权的女性高管达到一定比例时, 女性的谨慎性和风险规避性是否会影响组织风险偏好? “财务杠杆率”是一个衡量机构风险偏好程度的客观指标。杠杆率作为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水平的监管工具, 较资本充足率而言具有更多优势:依据公开透明的财务报表, 与机构内部风险程序和计量无关;另外, 它通过规定股东承担的最小损失作用于机构的风险承担行为。 本文认为在保持机构规模、高管层人数、行业性质、董事会独立性等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上市金融机构女性高管比例与其风险偏好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女性高管比例提高会降低上市金融机构风险偏好程度。根据女性高管类别, 分别做出以下假设: H1:女性高级经理占一定比例会影响上市金融机构风险偏好水平, 对其风险管理水平有积极影响; H2:女性董事占一定比例会影响上市金融机构风险偏好水平, 对其风险管理水平有积极影响; H3:女性监事占一定比例会影响上市金融机构风险偏好水平, 对其风险管理水平有积极影响。 类似研究发现, 女性高管比例与公司治理水平之间的相关度可能受到其平均教育水平的影响。为了进一步验证上市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与女性高管占比之间的真实关系, 本研究将女性高管“平均教育水平”作为调节变量, 在上述3个假设的基础上做出假设: H4:女性高管平均教育水平会影响上市金融机构风险偏好水平, 对其风险管理水平有积极影响。 2 样本选择及观察期限 本文以2008年35家上市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金融信托公司作为样本, “高管层人口统计特征”与“机构财务杠杆率”等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服务中心/中国股票市场研究数据库、巨潮咨询网、新浪财经频道和上市公司电子数据库等。 考虑高管团队特征对样本机构风险偏好等影响的滞后效应以及可比较原则, 本文将观察期限定于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