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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中的婚姻立法思想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一、 唐律、疏律 唐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其经济、政治、文化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唐代的律令制度是秦汉以来国家制定法发展之集大成, 也是中国封建法律最为成熟的阶段。律疏是汉代以来法律学发展的结晶, 堪称中国古代法律的典范。唐律、疏律对后世法典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终南宋 (1279年) 之世, 一直作为现行法延续实施。因此, 唐律是中国古代一部有着承前启后作用的法典。唐代的律令制度对于古代周边国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相关响。日本以及当时的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三国受唐代法律的影响更为深远。笔者对唐律在婚姻方面的立法思想和相关规则进行探究。 二、 “礼”的立法指导思想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最为成熟的时期, 唐律是我国保留下来的较完备的古代成文法, 其主要特征是体现了礼与法的完美结合。唐太宗提出:“失礼之禁, 著在刑书。”由长孙无忌等人奉命修撰的《律疏》, 其中《名例》篇首疏议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 刑罚为政教之用……”。这都集中体现了唐朝立法指导思想:德礼, 是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罚, 是为保障推行“德礼”而设, 两者相辅而行。“礼”的立法指导思想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甚至是社会的最小细胞———家庭。从婚姻关系的成立到家庭的构建, 从婚姻的解除到家庭的分裂, 从家庭的内部和谐到治国安邦的外部统一, 无不贯通“礼”的思想。“礼教”伴随着中国几千年历史文明的发展, 在当今社会中仍有存留, 并深刻影响着每一代中国人。 三、 历史发展的完备 隋唐时期的中国古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经过绵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已经成熟和完备。《唐律疏议》中的《户婚律》和《大唐开礼》中的大量篇幅记载了婚姻方面的法律制度。 (一) 强化对婚姻家庭的强制 据记载, 唐代曾先后有过两次关于结婚年龄的诏令, 第一次是在贞观元年 (627年) , 唐太宗即位不久, 即下诏令:“其庶人男女之无家者, 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 皆任同类相求, 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并须申以婚媾, 命其好合。”规定的年龄为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必须婚媾;第二次是在玄宗开元二十二年 (734年) , 唐玄宗发布了一条新的诏令:“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 听婚嫁。”将以前的结婚年龄提前为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唐太宗的诏令中“须”申以婚媾即应该婚嫁, 对于婚聘年龄的规定具有强制性, 这在唐朝初年那种特殊形势下, 实行早婚制度对解决劳动力短缺、稳定社会秩序有着积极意义。延至唐玄宗时期, 人口的急剧增长, 人多地少的问题使得当政者有必要采取某些措施以抑制人口的过快增长。而唐玄宗颁布诏令为结婚设置一个许可年龄的限制, 可能正是减少人口的措施之一。 (二) 包办婚姻的机制:媒之言 “父母之命, 媒约之言”是我国古代婚姻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媒妁之言”是中国古代男女婚配的先行条件。《释名》曰:“婚, 昏时成礼也, 姻, 女因媒也。”可谓是无媒不成婚。据《诗经·齐风·南山》记载:“娶妻如之何, 必告父母”, “娶妻如之何, 匪媒不得”。由此可见, “媒妁之言”与“父母之命”自古是婚姻缔结的必备条件, 唐代也不例外。在《唐律》中, 父母、尊长对子女拥有完全的主婚权, “媒妁之言”具有的合法地位, 从而使“包办婚姻”在唐代制度化、法律化。 “双妻并嫡, 悬为厉禁”正是我国一夫一妻的古老制度的体现, 自西周时起, 在法律中只承认一个合法妻子, 对于男子娶妾没有限制。“诸有妻更娶者, 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 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 (《唐律疏议·户婚律》) 这些规定主要是对已婚男子犯重婚罪的惩罚和对一夫一妻制原则的保护。 (三) 婚姻准备期 1. 婚姻的成立程序 其一,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前述已经提及, “父母之命, 媒约之言”是我国古代婚姻法的一项重要原则, 子女婚姻大事完全秉承父母之命, 唐律规定媒妁介绍是婚姻成立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唐律疏议》卷13云:“为婚之法, 必有行媒”。其二, 婚约, 也即定婚。“诸许嫁女, 已报婚书及有私约, 而辄悔者, 杖六十, 虽无许婚之书, 但受聘财, 亦是”。定婚有三种表现形式:婚书、私约或接受聘财, 其中聘财是最重要的要件唐律疏议云:“婚礼, 先以聘财为信。故礼云:聘则为妻。……即受一尺以上, 并不得悔。”可见三者之中, 受聘财是确立婚姻的主要标志, 其法律效力优先于婚书与私约。其三, 六礼的婚姻程序。“六礼”是中国古代婚姻成立的必经程序, 西周时期创始, 至唐代依然延用。《唐律疏议》卷13“以妻为妾”条曰:“妻者, 传家事, 承祭祀, 既具六礼, 取则二仪”。六礼的程序分别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唐代法律虽然保护婚书的效力, 但同样要求人们要遵守六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