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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心学解读 王阳明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人士。他被称为“第一位明朝的英雄，他因其美德、立功和言论而无与伦比”。他的著作与学说集心学之大成,代表程朱之后儒家哲学发展的又一高峰,梁启超更称其学说“势极伟大”,“支配了全中国”。 一、 阳明的生活和思想的发展 (一) 《明史适用志》明,明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其曾隐居会稽阳明洞,故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28岁举进士,曾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等。正德元年因弹劾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刘瑾被诛后,先后任庐陵知县、南京刑部主事、鸿胪寺卿等职。后因肃清流寇,平息叛乱而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受封“新建伯”。 《年谱》记载,阳明在塾学时向塾师提问“何为第一等事”,塾师答曰:“惟读书登第耳。”阳明不以为然:“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1221他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说,创立了阳明心学(阳明学、王学),不仅使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而且对明末清初的思想与学术影响深远。其学说更流传至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对明治维新产生了积极影响。 作为明中叶著名的教育家,王阳明自34岁时开始授徒讲学,“是年先生门人始进”1226,直至去世,前后历时23年,对于中晚明社会影响之巨,当时思想界无人能出其右,正所谓“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7222。阳明开门授徒的同时还广建书院、设社学、办学校。在龙场时,他创立龙岗书院,主讲贵阳书院;赴江西时,修镰溪书院,集门人讲学白鹿洞;往居越时,辟稽山书院,讲学龙山寺;于广西时,兴南宁学校,主讲敷文书院。阳明身后,其门人弟子也大多利用书院宣讲阳明之学,在客观上推动了明中叶以后书院的发展,对中晚明政治社会风俗的转变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明史》中曾这样记载:“正(德)嘉(靖)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披,倾动朝野。于是缙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6053 (二) 《王文正公简介》一卷 王阳明的著作,包括讲学语录和诗文,在其生前已有门人整理、汇编和刊印。如徐爱等辑《传习录》,钱德洪等编《阳明文稿》先后刊印于明正德、嘉靖年间。王阳明去世后,其弟子广搜先生遗稿陆续编刊《阳明先生文录》二十四卷、《续编》六卷、《阳明先生年谱》七卷;其嗣子王正亿编辑《阳明先生家乘》三卷。后御史谢廷杰汇集《传习录》、《文录》、《别录》、《外集》、《续编》、《年谱》以及阳明门人、友人撰写的祭文、墓志铭等,编辑《王文正公全书》三十八卷于隆庆六年刊行于世。此后虽有《王文成公全书》、《阳明全书》、《王阳明全集》等不同题名,但大都依据隆庆本翻印。如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本《王文成公全书》;“民国”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所收《王文成公全书》;1978年台湾古新书局版《王阳明全集》和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阳明全集》上下册1-3。 (三) “三变”至道 阳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古往今来的学者对此观点各异。最具代表性的是湛若水的“五溺”与钱德洪的“三变”之说。湛若水在《阳明先生墓志铭》中称先生:“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词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1401突出了王阳明归本正学之前泛滥无归的经历。而钱德洪在乙未年撰写的《刻文录叙说》提到阳明思想的前后三变称:“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1574与湛若水认为王阳明是在“五溺”之后“一变至道”不同,钱德洪认为王阳明早年的思想历程乃“三变而至道”。 本文取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中对这一历程的描述,将阳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分为“前三变”与“后三变”:“先生之学,始泛滥於词章。继而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自此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是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也。”即从“泛滥於词章”、“出入於佛老”至“龙场悟道”发生异质的转变再到“默坐澄心”、“致良知”、“圆熟化境”产生同质的飞跃。 王阳明开始学习时,以应科举为主,不久即“遍求考亭遗书读之”1223,钻研程朱理学。“亭前格竹”的失败使王阳明得出“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的结论120,对朱熹的学说由怀疑走向批判。他怀着对程朱理学的失望将学术活动的兴趣转向佛老,“陷溺于邪僻”,企图从中寻求修身治国的道理,“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36。当他与佛老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