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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外周血细胞DNA甲基化作为冠心病危险因素的研究进展 冠心病是一类以动脉粥样硬化为病理基础的心血管疾病，慢性炎症是动脉粥样硬化的特征之一。外周血白细胞特别是单个核细胞，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近，在一系列的全表观基因组关联研究(EWAS)中，发现了与冠心病相关的外周血白细胞多个DNA差异甲基化位点，进而提示DNA差异甲基化位点是冠心病新的危险因素。DNA甲基化作为一种常见的表观遗传核酸修饰在冠心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得到肯定，有成为冠心病预警标志物的潜力，也为冠心病的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证据。 冠状动脉性心脏病(coronaryheartdisease,CHD)是一类以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为病理基础的心血管疾病。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生活方式的转变和饮食习惯的改变，CHD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不断攀升［L2］。然而，CHD的发病机制复杂，至今尚未完全阐明，出现了多种机制学说，其中慢性炎症学说逐渐被学界所接受。CHD的特征病理表现是脂质和免疫细胞在血管内皮下的慢性积累，免疫细胞DNA甲基化改变介导的表观重编程参与了这一慢性炎症过程［4］。 近年来，人们注意到在CHD患者的外周血细胞和动脉组织甚至心肌组织中均存在DNA甲基化的改变。早在1999年，研究者就发现AS组织中平滑肌细胞雌激素受体基因的DNA甲基化增加是导致斑块中平滑肌细胞增生的原因，有致AS的作用［5］0随后，在兔动脉粥样硬化组织中发现了超氧化物歧化酶基因编码区的高甲基化［6］。2003年，Castro等［7〕报道了在小样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患者中，外周血白细胞甲基化水平显著降低。在随后20年的研究中，外周血细胞基因组甲基化与CHD的关联性不断得到肯定［%9,10］。本文主要就外周血细胞DNA甲基化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外周血细胞DNA甲基化 DNA甲基化是胞喀碇脱氧核糖核酸碱基上的甲基化修饰，在哺乳动物中通常表现为CpG二核甘酸胞（I密碇的5碳原子与一个甲基的可逆共价结合［11］o外周血DNA样本易于获取、保存且检测重复性好，作为检测靶标有其自身优势。2018年和2022年临床生物化学杂志上分别发表了2篇利用DNA甲基化的组织特异性，采用外周血白细胞的DNA甲基化水平来估算白细胞数量和分类的文章［12,13］0相对流式细胞仪检测白细胞计数和分型，这种方法可使用冰冻且少量的样本。至今已经有市售的用于肿瘤诊断的DNA甲基化标志物的检测试剂，心肌梗死的DNA甲基化检测标志物也进入了临床试验。 鉴于外周血细胞DNA甲基化靶标的检测优势和外周血免疫细胞表观重编程在AS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外周血细胞DNA甲基化与CHD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热点。从发现外周血白细胞基因组总体DNA甲基化水平在CHD患者与对照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开始，首先确定了外周血细胞DNA甲基化是CHD的独立危险因素，随后全表观基因组研究(epigenome-wideassociationstudies,EWAS),特别是多人群、多种族的EWAS鉴定了与CHD相关的多个DNA甲基化位点，其组合可用于CHD的风险预测；而特定位点的DNA甲基化研究则阐释了位点及其所在基因介入CHD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这些研究逐步证明了DNA甲基化在CHD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也充分提示了外周血细胞DNA差异甲基化位点在CHD预警中的潜在价值。下面将对以上不同设计层次的研究，依次进行分层递进的阐释。 二、外周血细胞DNA甲基化作为冠心病风险因素的研究 (-)外周血细胞基因组总体DNA甲基化与CHD的病例对照研究基因组总体甲基化是指基因组DNA甲基化的总体状况，并不局限于某个基因或位点，代表甲基化修饰的DNA位点或片段在全基因组中所占的比例。最初，基因组DNA甲基化的总体状况，是用基因组上重复序列的甲基化水平来代替，比如长散在核甘酸元件-1(longinterspersednucleotideelement1,LINE-1)和短散在元件(shortinterspersedelements,SINE)，后者又被称为ALU重复序列［14,15,16,17,18,19,20］。这些DNA片段为数众多，例如LINE-1序列大约占人类基因组的17%17］?因此，定量检测这些重复元件的DNA甲基化水平，为基因组DNA甲基化的总体状态提供了有力的参考［18］。随着方法学的进展，采用质谱技术、酶联免疫技术或焦磷酸测序定量检测甲基化修饰的C占基因组中所有C碱基的比例成为可能［10］。 至今，约有10个外周血细胞基因组总体DNA甲基化与CHD的病例对照研究［78,9,10,14,15,16,17/8,19］,样本量小且大部分是对西方人群的研究，少部分是亚洲人群特别是中国人群的研究［9,10,17,20外周血细胞基因组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