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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贵州省国民政府的税收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尤其是国民政府的宣言。它既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抗日救国大业的胜利完成, 又直接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例如部分地伤害了民众感情, 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国民政府的威信, 给战后各省的经济残破带来了直接影响等等。兵役在抗战期间又被称为“命役”, 由此造成的累累血债应当由日本帝国主义偿还。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较少。1而且这些成果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或泛泛而谈, 或仅涉及一个问题或方面。石建国的文章 (见76页注①) 既有对当时整个国民政府役政概况的阐述, 也有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个案考察, 是研究这一课题的较好成果, 其以“点”见“面”的横切式考察法值得借鉴和推广。但该文的缺点也是明显的, 如它根本没有论述国民政府在防堵逃役和推进役政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对役政中为何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问题也没有做深层次的探析。贵州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统治控制得最为严密的极少数省区。对役政高度重视的贵州省政府既严格奉行了中央政府的政策旨意, 又采取了一些适合于省情的其他措施。因此, 选择以贵州为个案更具有典型意义, 更利于我们对当时国民政府役政及其在各省区的具体贯彻情况进行全面了解, 从而推进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探讨。 一 组织和指导原则 (一) 省军机关的役政配合机构 抗战爆发以前, 国民政府一直实行募兵制度, 始终没有正式实施征兵制度。1937年6月抗战全面爆发前夕, 严峻的形势迫使国民政府急促地转入战时体制, 才开始全面实施征兵制度。此后, 其征兵制度日趋完善和繁琐。6月16日, 国民政府军政部设立了兵役司 (1939年改称兵役署, 1944年又改为兵役部) 负责办理全国的征兵事宜。2同时下令要求各省政府成立军管区司令部, 由省主席兼任司令。司令部下设参谋、征募和编练三处, 作为各省最高的役政机构。 在贵州, 1937年6月成立省师管区筹备处, 成为全省“办理兵役之蒿矢”。3但在最初的几个月间, 事实上仅有招募而无征集, “各部队在黔自行招募者, 单位繁多……甚有未经呈准及通知该处, 擅自发令征兵, 以至拉兵、买兵、招兵, 千奇百变, 市井骚然, 情势混乱, 统筹无方”。41938年1月省政府令各区专署及县政府, 要求“以后凡征兵事宜, 概归该处统筹办理”。5严禁各部队自由征募, 有违令者, 按军法严办。2月, 根据军政部命令, 划分全省为贵兴、镇遵2个师管区。3月, 撤销师管区筹备处, 正式成立贵州省军管区司令部。至此, 贵州有了统一办理役政的组织机构, 贵兴师管区下辖贵阳、毕节、安顺、兴仁4个团管区, 镇遵师管区下辖独山、镇远、遵义、思南4个团管区。每个团管区各辖若干县份, 每个县政府内设立兵役科和国民兵团, 负责新兵的征募和训练工作 (1939年兵役科改称军事科, 1943年底军事科裁撤, 并入国民兵团, 1945年8月国民兵团撤销, 恢复军事科) 。 各级各类役政领导机关成立后, 在随时研讨各种役政实践问题的同时, 对自身的体制问题也不时地进行改革和完善。如1941年10月上述体制就进行了如下两个方面的调整:撤销团管区, 划分全省为贵 (阳) 毕 (节) 、安 (顺) 兴 (义) 、镇 (远) 独 (山) 、遵 (义) 婺 (川) 等4个师管区及毕节、兴仁、独山、思南等4个征兵事务所;规定每1师管区配属1个军, 即该师管区作为该军补充兵员的固定区域, 以该配属军之副军长兼任该师管区的司令, 从而达成使部队与兵源补充相结合的目的。 除了上述主持征募等事务方面的机构以外, 为了全面办好役政, 在整个抗战时期, 贵州省地方政府还一度设立了许多辅助性的配合机构, 主要有:专门以协助监察、研究建议为使命的贵州省兵役协会, 政治部特别党部视察室, 县兵役监察组等督导组织;省县动员委员会、兵役宣传委员会、省边远农村工作团等宣传组织;常备训练大队、中队等训练机构。此外, 对于其他群众性组织如长老会、妇女会、少年团等, 国民政府也有明文规定:它们“有协助兵役机关宣传组织训练壮丁之责, 在抗战期间如有违背征兵制度之行为, 经查属实, 以汉奸论罪”。6 最初, 为了保证从军事上战胜日寇, 国民政府十分重视全国役政的统一办理。它规定各省军、师、团管区司令部直属于军政部, 所有人事、经费都由它直接任免和拨发。各省各级政府对于役政没有人事任免调动之权, 只有“监督协助之责”。但实际上, 随着抗战形势的日趋严峻、前线兵源补充问题的日显突出, 其役政之贯彻实施也就愈来愈依赖于各级地方政府的努力了。因此, 国民政府很快要求实行所谓“军政合一”的制度, 要求各地把役政与其它各项行政紧密配合, 寓“役政”于“行政”之中, 以“使兵役易于推行”。7这一点, 我们从上述各种役政机构的人事安排和职责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