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忠烈祠记》与李化桂之伪、伪知县至.docxVIP

崇德《忠烈祠记》与李化桂之伪、伪知县至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是明末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农民起义团体。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以西安为都,宣布即顺王位,建国大顺,改元永昌。从这年三月到八月,浚县为大顺政权的辖区。李自成派遣马世聪为浚县县令。现在该县有一块叫《忠烈祠碑记》的碑石。此碑原立于浚县忠烈祠内。忠烈祠位于王公祠舍之左,为“康熙三十五年岁次丙子孟夏谷旦浚县儒学教谕事举人国之蒲创建”,撰文勒石于“次年丁丑夏月”即康熙三十六年夏月。这块碑文,记述了李化桂等人阴谋推翻大顺浚县政权被镇压的经过。其中有谓: “公讳化桂,原籍秦中,刚正方直,取予不苟,以彝常自励,以信惠及民。君子咸悦其德,小人悉从其化。盖磊落不群之义士。值木猴之变,警闻煤山之音,缟素痛哭,誓诛凶逆,密谋于义绅刘尚信、刘伟施、王化远、王元桢等,同雪不共戴天之恨。行将口口,而义旗直指长驱于范阳,而锋锐莫当,必欲得无礼于君王者而甘心焉。不意计泄于细人,反被伪令马世聪先事预防,潜□□中,立毙杖下,骂不绝口而死。其共事者刘文显、刘襄宸亦次第遇害。鸣呼,忠孝人之大伦也。……公以微员而倡大义于天下,欲翦逆闯之凶暴,不忍求生以害仁,则四方皆知君父之遗憾宜雪。” 碑文的作者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对李化桂等人的谋反行为极尽颂扬,对李自成及其农民军则极尽攻击,尽管如此,他却从反面记述了大顺政权镇压李化桂等人叛乱的过程,为我们研究大顺浚县政权提供了值得重视的历史资料。本文试图根据碑文所提供的材料,结合清代档案和地方志书的有关记载,对大顺浚县政权镇压此次暴动作一初步探讨。 其一、这次暴动的时间。关于这个问题,康熙十八年刘德新纂修的《浚县志》卷二《李化桂传》中记述说:“明朝沦丧,闯逆伪令至浚,化桂与绅士刘尚信、王元衡等密谋倡义,募勇恢复”。康熙十一年周邦彦纂修的《大名府志·李化桂传》中亦云:“崇祯十七年,李自成遣伪知县至,化桂与邑人刘尚信、王元衡等,密谋执令”。这些记载,将李化桂等人的暴动置于李自成遣“伪令至浚”之后,但究竟在何时,均无明确记述。碑文中记其事说:“值木猴之变,警闻煤山之音,缟素痛哭,誓诛凶逆”。煤山,亦名万寿山,即今北京市景山。所谓“煤山之音”,即崇祯帝于煤山自缢的消息。据《明史·李自成传》述称: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丁未,天未亮,皇城不守,鸣钟集百官,无至者。乃复登煤山,书衣襟为遗诏,以帛自缢于山亭,帝遂崩”。可知崇祯帝在煤山自缢系是年三月十九日黎明事。“警闻煤山之音”云云,说明李化桂等人密谋暴动是他们在浚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综合这些记述,可以肯定这次暴动发生在崇祯十七年三月下旬。 其二、这次暴动的基本成员。碑文中有谓;李化桂“密谋于义绅刘尚信、刘伟施、王化远、王元桢等,同雪不共戴天之恨”。这就说明了其主谋是李化桂,参与这一密谋的有刘尚信、刘伟施、王化远、王元桢等人关于这些人的情况,碑文中语焉未详,现据有关记载,分述如下: 李化桂,陕西人,时为浚县典史。农民军攻占浚县后,逃匿民间。崇祯帝吊死煤山的消息传到浚县,他如丧考妣,一面缟素痛哭,一面与当地乡绅密谋暴动。因其居官典史,为知县下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故碑文中说他“以微员而倡大义于天下”。 刘尚信,浚县弦歌里即今浚县西南四十里郭村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系该科三甲第二百五十一名。明亡之前,曾任徽州府知府、通政司参议。 刘伟施,浚县人,万历三十二年举人,崇祯七年出任宜阳知县,“抚字保障,三与寇战皆捷获,因疴解组古摩帖,犹不释手也”。 王化远,浚县人,天启四年举人。 王元桢,浚县人。其父王之彦,万历十四年进士,系该科三甲第九十八名。曾任太平府知府。 从这些人的出身、简历中,可以看出,这次暴动的基本成员是由明朝残余势力和当地乡绅组成的。 其三、这次暴动的目的和计划。碑文中说:李化桂等人,“誓诛凶逆”,“欲翦逆闯之凶暴”,就说明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大顺政权的。所谓“义旗直指长驱于范阳,而锋锐莫当,必欲得无礼于君王者而甘心焉”。说的是李化桂等人的设想。另据雍正二年曾振宗、乾隆九年马日暄相继续修的《浚志稿·王元衡传》记载:这次暴动的经过是:“元衡与典史李化桂谋,偕兄子国宾,率仆从十余人至县,执伪知县马世爵”。这里所说的王元衡,系浚县人,王之彦之子。“伪知县马世爵”,今查清顺治十二年八月三十日右副都御史董天机《为捉获叛贼事》揭帖中记:“马世聪为浚邑伪令”。碑文亦记:“伪令马世聪”。可证爵为聪之误。把碑文与曾、马《浚志稿》的记载结合起来,便可看出这次暴动事先经过周密的策划。其作法是:依靠“仆从”即地主武装派十余人进入县城,出其不意,突然袭击,先擒获县令马世聪,然后举兵北上,直向北京,与在京的李自成农民军交战,以实现其“欲翦逆闯之凶暴”的企图。这个目的和计划,赤裸裸地显示出李化桂等人在明亡之后,是以百倍增长的仇恨来同大顺军拚命斗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