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期末考试7个论述题 .pdfVIP

1、礼法结合过程 （一）汉代礼法结合的开端 汉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首次确立了峻礼教以防,准五服以制罪的定罪量刑原则。这是引礼入 律的最重要的标志。所谓“准五服以制罪”即对于九族之内亲属之间相互侵害的犯罪行为, 要根据五服所表示的远近亲疏关系定罪量刑。“服制愈近,对以尊犯卑者的处罚愈轻,对以卑 犯尊者的处罚愈重；服制愈远,则与此相反”这一原则的确定“,是按照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 的伦理道德标准,将儒家礼的原则引入刑事立法原则中”。作为定罪量刑的首要依据,这显然 是引礼入律。融礼于法的产物,也是是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的重要表现。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礼法结合的新阶段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礼法结合的新阶段。三国时，曹操、诸葛亮是以“重法”而著称的，然而， 他们的“重法”也是打着 “德主刑辅”的旗帜进行的，曹操说他的立法宗旨是：“夫治定之 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诸葛亮则主张立法要体现“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 的精神，他说： “明君理其纲纪，政治当有先后：先理纲，后理纪；先理令，后理罚，…… 理纲则纪张，理令则罚行。”这里所说的“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 纲”；“纪”，即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间关系的“六纪”，这表明他是推 崇正统的“德主刑辅”思想的。 （三）隋唐礼法结合的成熟 隋初制定《开皇律》时，隋文帝杨坚就敕令尚书左仆射高颖、上柱国郑译等人，要坚持以“导 德齐礼”为指导思想，把封建道德规范注入法律之中。《开皇律》在篇章体例上大致继承了 《北齐律》，《开皇律》在《北齐律》 “重罪十条”的基础上，改为“十恶”，即：谋反、 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到了唐代，礼法综治的治 国模式已臻于成熟和定型。在唐律中，礼不但指导着法律的制定，而且体现宗法伦理关系的 复杂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唐太宗李世民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为国之道，必 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的主张，就是推行德治，施刑罚。比较正确地处理了礼与法的 关系。唐太宗认为，这两者的完美结合，可以移风易俗，由乱至治。他谆谆告诫大臣们应“以 仁为宗，以刑为助”。 （四）宋元明清礼法结合的演进 宋朝是在经过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和百年藩镇割据之后建立起来的统一封建政权。宋朝在中国 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处于承前启后、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时期。宋朝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 引起了社会各种关系的急剧变化；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使宋朝成为一个重法制的时代，也是传统法律发展的高峰。太祖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元蒙入主中原以后，落后的游牧民族经济冲击着中原地区的封建经济，使得两宋时期高度发 展的商品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出现了衰退。元蒙为统治广大的地区和从多的汉族人民，在 法制上不得不逐渐抛弃蒙古习惯法和金律，积极吸收汉族的法律文化，因此，在立法指导思 想上表现出“附会汉法”，“参照唐宋之制”的特点。尽管元朝刑法在形式、名称上不同于 唐宋，但其治国的基本精神和内容仍是一脉相承的。在礼法综治模式的影响下，元刑法也依 儒家的纲常礼教按五服亲等定刑罚的轻重，以及“贼盗”加重处罚的原则。早在元初编纂《大 德典章》时，便收入丧服图。元刑法中将五服列于篇首，并设专条，表明元统治者吸收正统 治国思想文化的积极态度。而以五服列于篇首，也为明清二代提供了先例。明朝处于中国封 建社会的晚期，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在东南沿海和运河沿岸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新经济因素的冲击使明代社会面临着新的转型，也使明朝政权面临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在这 种历史背景下，明朝统治者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同时也更加注重利用法律武器作 为巩固其统治的工具。明初治国的指导思想是：一是刑乱国用重典。刑乱国用重典是明初立 法指导思想的核心。在坚持重典治世的同时，也对礼的教化作用给予高度重视。明太祖朱元 璋在《御制大明律序》中阐述的立法指导思想就是“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即对于普 通民众用礼义教化予以引导，对不顺从教化决意进行反抗的“顽民”采取法律手段严加惩处。 明律与唐律相比，明律在罪与罚上的特点是“轻其所轻，重其所重”。清朝进一步强化了封 建伦理关系。清初所定《大清律》中的“威逼人致死”条，仅有威逼期亲尊长致死者绞、大 功（指本宗堂兄弟，未嫁的堂姊，已嫁的姑姊妹等）以下递减一等的规定，而没有有关子孙 威逼直系亲属和妻妾威逼夫之直系亲属的规定。在封建统治者看来，这一遗漏对维护伦理关 系是很不利的。于是，乾隆三十七年定例规定：若子孙不孝，致使祖父母、父母轻生自杀者， 若有触忤干犯情节，要处以“斩决”；若无触忤情节，其行为仅限于违犯教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