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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红肥绿瘦”的借贷市场 公元960年，北宋伊始，伴随宋学新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的发展，商业渐次繁荣。从北宋至南宋，陆续出现了便钱（类似银行汇票）、现钱公据（类似现金支票）、茶引、盐引、香药引、矾引（类似有价证券）、交子与会子等；质库、检校库、抵当所、抵当库、长生库、社仓等机构，官营私营兼备，形成了缓急阙乏的借贷市场。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后，设立于开封府的检校库、市易务与抵当库，作为宋代官办借贷市场发展的重要机构，同民间的私营质库一道，通有无、权贵贱、平物价，大抵呈现出中国最早的银行业雏形。宋代官办借贷与民间借贷，始呈官强民弱、红肥绿瘦之势。 一、星河鹭起：迅速发展的宋代借贷业 自北宋始，经营借贷业的机构便纷纷涌现。除民间私营质库之外，在王安石“利出于一孔”官府控制借贷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宋代特有的官营借贷机构——检校库、市易务和抵当库。 检校库。在王安石变法推动下，检校库的放贷职能应运而生。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宋政府改革常平、广惠仓法，开始在全国推广青苗法，真正形成了覆盖少数民族与边疆地区、贯通上下的借贷网络。熙宁四年（1071年），在青苗法的影响下，宋仁宗时期创立的、负责保管孤幼财产的开封府检校库，由单纯查核、籍记、保管与发放孤幼财产衍生出了放贷收息职能。都水监、军器监、律学、武学、国子监等机构，纷纷将大量的资金投放到检校库，随之地方各检校组织纷纷仿效，迅速在全国推广。检校库“委托生息”职能的确立具有突破意义，表明宋代借贷业已开始具备聚集社会闲散资金的作用，孤幼财产放贷收息业务开始在宋代资金融通的经济活动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市易务。熙宁五年，市易务开始在汴京实施市易法。市易法中的赊贷是官府借贷货物或货币给商人，赊贷之始便规定，大商人可贷钱，中小商人可赊货，且均以地产或金银等产业为抵押，并在许多重要城市和边境设立市易务，推广市易赊代。此后，市易赊贷做了部分调整，对赊贷的条件限制有所放宽。到元丰年间，结保赊请的范围大大减小。但由于对于赊贷风险没有充分估计，各级市易务官员为追求个人业绩盲目放贷，造成后期资金链条断裂，出现还贷困难的现象。至元佑年间，市易务的大部分工作是围绕追索和豁免市易赊贷的欠款而开展的。尽管如此，仍不可否认市易务在宋代商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北宋抵当所与南宋抵当库。抵当所起源于北宋开封府的检校库。随着检校库贷放本钱的增加，熙宁五年（1072），宋神宗下诏开封府检校库设立抵当所。及至熙宁九年，其管辖权均转归都提举市易司管辖，随后抵当所的经营区域也迅速由京师向京畿乃至全国辐射，各级地方、政府军队及后勤机关纷纷设立抵当放贷机构，地方上开始称其为“抵当库”。元祐更化时，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攻击王安石变法的新党，使得抵当所受到冲击，但并未被全部罢废，后在宋徽宗时得到恢复性发展。 南宋建立后，宋高宗君臣极力铲除各项变法措施，但由于抵当库能为政府带来丰厚利润而得以保留。战事频仍之下，抵当库的利息成了筹措战争经费的来源之一。宋宁宗时，除了弥补军事、政治经费的不足，抵当库还支持了救济穷困灾伤及维修水利工程，并迎来了一个地方兴置抵当库的小高潮。宋理宗时期，地方官建立抵当库的数量亦不少，甚至还有了民间力量的参与。 从北宋中期以后，官营借贷业便在宋廷疆域内遍地开花。抵当所与抵当库，历经变法沉浮，顽强存续了两百余年。由于其主要经营动产抵押借贷，资本规模远远大于私营质库，而且资本性、经营性借贷在其放款总量中的地位尤为加强，从而展现出早期银行业的风貌。 私营质库。与此同时，以苏辙、司马光等为代表，宋代还发展出“贫富相资，官不为理”的借贷思想，私营质库也在此时迅速发展起来。经营私营质库的独立商人、高利贷阶层已经出现，但总体看其势力仍相当微弱，高利贷经营者往往依附于官僚阶层，并未在宋代社会经济中占据主要位置。与之相似，私营借贷业的整体发展也远不及官营借贷业，在宋代借贷业中居从属地位。相较官营借贷业，私营质库的利率更高、形式更为灵活、借贷双方交易成本也较官营借贷更低，但其发展也受到宋代政治经济政策及战争的极大影响。一方面，国家为增加财政收入不惜涸泽而渔、苛以重税，限制了质库的发展，还造成了市场萧条和百姓生活困难。另一方面，战争也对质库造成了致命的影响。北宋靖康年间，因为金军的大肆掠夺，以及宋政府向戎的大量赔款一部分来自质库，使得质库停业破产。南宋末年，宋蒙战争使南宋地区质库业同样遭受灭顶之灾，一直到元朝年间局面才有所好转。 二、经世济民：借贷业支持宋代经济发展 两宋三百年间，官营借贷和私营质库并举的借贷业对于促进小农生产延续、缓和民族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以及促进商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官营借贷和私营质库提供的生产性借贷保证了小农生产的延续，维护了社会稳定。受当时生产力状况所限，小农生产的力量较为薄弱，轻微的天灾人祸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