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化骨牙雕筒应是浙江良鉴玉归的文化玉归.docx

大汶口文化骨牙雕筒应是浙江良鉴玉归的文化玉归 大禹文化的骨头雕塑和良渚文化的玉簪是两种神秘的工具，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对于骨牙雕筒,“或认为是斧钺、旌旗的尾端装饰;或认为是人体装饰品;或认为是财富的象征;或认为是宗法祭器,由巫师把持,与沟通天地鬼神的信仰有关”;而关于玉琮的功能,更是多达23种说法,如袪邪说、通天法器说、神灵降临小屋说、图腾柱说、生殖崇拜说、礼地说等。笔者认为,如果从分子遗传学、考古学、民俗学、地域关系等多角度综合分析来看,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渊源相同,均属东部地区同一文化大类,大汶口骨牙雕筒应是良渚玉琮的前身。其衍生功能繁多,但原初功能相同,主要用于殓罩男性生殖器,以期求祖根不腐、瓜瓞绵延,这是史前生殖崇拜常态。这既与东部地区史前人类的同祖近宗相关,也为后世殓葬遗俗所证实。 一、 现代分子遗传的“长足进步” 中国文明起源“多元一体说”,不足为凭。因为“中华文明在不同区域起源,确有文化上的同一性,这说明中华文明是‘一体多枝’,而不是‘多元一体’。‘多元一体’强调的是文明起源过程是‘多元起源而向一体汇聚’,而‘一体多枝’强调的是本来就是‘一体’,这个‘一体’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在各区域或各考古文化中展现出多样性,而且这个多样性,在本质上仍体现出文化同一性。”这是合理认识。中国史前文化之所以本来就是“一体”,根源于现代人类的同祖近宗,这在摩尔根那里就被意识到了。他强调:“因为人类的起源只有一个”,所以“人类的历史都是同一源泉、统一经验和统一进步的”。当代“人类迁徙遗传地理图谱计划”的主持人斯宾赛·威尔斯更是直言:“我们都曾属于同一个祖先,仅仅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分离开来。”当代分子遗传学的成就,为之提供了强力证据 笔者支持现代人类“非洲起源说”,不赞同“多地区起源说”或中国“本土独立起源说”。因为当今分子遗传学已与上世纪80年代的“夏娃理论”不可同日而语。它不仅能分析线粒体DNA突变,也熟练使用Y染色体突变分析,并先后完成三代“DNA遗传标记”(即RELP、STR、SNP)测定,还与语言学研究相互发明,其研究方法、分析手段日臻成熟,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已经勾勒出世界(包括中国)现代人类走出非洲的迁移路线图。20余年分子遗传学的长足进步,使反对之声趋于沉寂。 根据“人类迁移图”,人类Y染色体遗传标记M168,是现代人类祖先10万年前在非洲的共同遗传突变位标;约5万年前他们迁出非洲,穿越曼德海峡向北迁移,当到达阿拉伯半岛时,M168突变为M89。此时,其中一支,左转踏上M45位标,在西伯利亚沿M242位标一直向前直达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最终至南美洲突变为M3;另一支,右转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突变为M9,约3万年前到达印度兴都库什山北部时再突变为M175。而M175的一部分族群,约在2万年前开始从两个入口即云南和珠江流域,沿3条线路进入中国。从云南入口到达中国的人群又分两支:一支直接东进,约在1.5万年前到达中国西南地区,突变为M7,成为苗瑶语族的祖先;另一支沿云贵高原西侧向北前进,突变为M122,成为汉藏语族的共同祖先,约在1.5万年前到达黄河中上游地区。在这里,汉藏语族再发生分离,一支约在3千年前到达喜马拉雅山脉的东北面定居,突变为M134,最后分化出藏、羌、彝、景颇、土家族等;另一支向东迁移,约在8千年到达渭河流域,突变为M117,成为华夏族祖先,后来不断向黄河、长江流域扩散,形成汉族。在第二个入口(即珠江流域),是从东南亚半岛绕道而来的人群,约在1.5万年前到达长江下游,遗传突变为M119,成为侗台语族祖先,其中的一支沿东海岸急速北进,随后,便谜一般消失在遗传学视野中。稍晚,北亚人群M242遗传位标的一支,进入中国北部,统称阿尔泰部落。其中,突厥群游牧在河套、黄土高原,蒙古群在河北平原,通古斯群在环渤海和朝鲜半岛。他们东进南下,与南亚人群逐渐融合。。 根据分子遗传学,最先进入大汶口和良渚文化中心区者,是M119的侗台语族;随之M7的苗瑶语族,沿江汉流域东达,开始与侗台语族整合;再接着,华夏语族沿黄河东来;最晚到达者是以通古斯族为主体的北亚人群。因此,大汶口、良渚文化区是一个原始多部族交汇、融合的大熔炉。在这个熔炉里,侗台语族的越人生活于大汶口文化早期,此时的“夷”即是“越”,“从语言看,夷与越也可能有相当近关系”。苗瑶语族生活在大汶口文化中期,此时的“夷”即苗蛮,其中一支撤到太湖地区,创造了良渚文化。关于“夷”与苗蛮的关系,前辈学者王献唐、徐旭生多有精辟论述,今人也有所研究。越、苗瑶、通古斯和华夏族的混合体,生活在大汶口文化晚期,他们创造了龙山文化,但仍风行越和苗蛮习俗。在华夏族挤压下,部分越、苗蛮人带着“熔炉”里的“熔液”逐步向南回撤,而另一部分通古斯人则进入朝鲜和日本。 史前中国先民的同祖近宗和区域的熔炉效应,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