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时期的文化主张与文化转向.docxVIP

戊戌维新时期的文化主张与文化转向 在1898年的维新运动中，《时间》报告“传播改革的力量，影响最大”，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实际上, 其文化倾向并非首尾一贯, 前后一致, 而是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倾向。本文试就该刊前后不一的文化主张及倾向作一具体的论述, 并对其文化转向的原因略作探讨。 一 西方社会的教育体系和文化制度 具体说来, 以第56期为界, 分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时务报》在文化的制度层面、物质层面、习俗观念层面均提出合乎时代要求的崭新主张, 扩大维新文化的影响, 是维新文化的典型代表。后一阶段在文化建设上明显消极、保守, 不复有维新文化气象, 完全成为政府的舆论阵地。我们先来看看前一阶段的文化倾向。 在制度层面上, 《时务报》强调政治制度的改变是时代进步的关键。旗帜鲜明地指出:“一切要其大成, 在变官制。”2《时务报》的成就不在于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揭露、批判现存官制机构臃肿、上下隔阂、效率低下、官场腐败、人才浪费等种种弊端, 而在于认识到官职之变不能从传统中找出路, 应以西方议会民主制度为圭臬。它一面大力介绍西方先进政治制度, 一面明确主张“设议院”、“伸民权”, 弹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这种效法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主张, 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专制制度的藩篱, 标志着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文化从物质技术层面到制度层面的实质性转变, 是维新文化的精华所在。《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 (第9册)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第41册) 、《开议院论》 (第43册) 等数篇文章均为这一时代强音的体现。这些文章从进化的观点、救亡的目的、历史的教训、世界的眼光出发指出了实行民权的时代必然性:“至今日……求与西人相角, 亦惟曰复民权, 崇公理而已。” (第4册) “苟欲聚其权以办庶务, 则非先立议院不可矣。” (第43册) 一些文章还提出了开议院的种种具体办法3。 与封建官制息息相关的是科举制, 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整个传统教育体制。对科举制, 《时务报》大加挞伐, 不遗余力。认为推行与经世无关的科举制造成的只是各行各业的无用之才, 但自强无门, 更是亡国之源, 所谓“覆中国亡中国, 必自科举愚民不学始”4。故须废除这一愚民制度。这也可算得上是日后废除科举制度先声了。与此相应, 则须借鉴西方, 采取新教育体制来适应新的形势。那就是在教育方法上, 循序渐进;教学内容上, 兼通中西;教学范围上, 遍设新式学堂, 提倡女学;同时为提高教育质量, 注重新型师范教育5。如此系统全面的学西教育主张, 在当时显然是新颖而且急需的。 对文化的物质层面, 《时务报》也花了相当的篇幅专门论及。与洋务文化侧重军事工业、民用工业不同的是, 《时务报》在新的形势下, 主要针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商业文化提出了系列颇有新意的建议。其核心是:使商业制度化、规范化, 加强民族工商业的相互流通, 切实保障民族工商业的权益, 以最大可能与西国争利6。 文化的观念习俗层面系文化的深层层面, 积淀深厚, 很难在短期内改观, 而封建时代的许多陈规陋习又正是死拖近代化进程的巨大阻力。观念不更新, 一切变法、改革终难落实, 在这方面《时务报》也作出了令人满意的努力。 一、 女学衰微的社会 一般说来, 女子教育水平的高低乃是衡量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标志。面对当时女子仍被排斥在求学大门外的传统惯例, 《时务报》宣称, 这既违“公理家之言”, 又失必需之“母教”、“胎教”, 对比西方女学兴盛的情况, 女学的衰微还有可能使国家难以生存7。故须提倡设立女学堂, 以培养有知识、有理想的新型妇女, “为大开民智张本”8。《时务报》除在时论中大力呼吁倡女学, 刊登女学堂章程外, 还注意在编译栏目中介绍国外女学的最新动态, 如第56册“法文译编”中的《巴黎新开女学会》, 介绍巴黎新开女学会的情况, 第31册“英文报译”中的《重妇女论》, 提及日本大隈伯爵在日倡女学事。上述种种举措, 在打破陈腐观念, 扩大民众视野, 促进妇女解放, 提高民族素质诸方面均有开先之功, 推进之力。 二、 严加禁止规范 近代不缠足运动在甲午战后由维新派掀起, 《时务报》配合这一移风易俗的运动, 连连发文历数缠足时种种的惨相, 痛斥这一丑恶现象“几于人神共愤”9, 并将缠足陋习上升事关国家兴衰的高度。指出这一恶习不除, 不但使广大妇女在外敌入侵时任人宰割, 而且令她们不能教子佐夫, 又使男子丧志, 祸患无穷10。故须采取各种措施严加禁止。同实际行动相呼应, 《时务报》相继刊出《戒缠足会章程》、《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等各种章程, 又及时介绍各地不缠足会近况, 鼓励民众支持参与这一活动。同时连续几期开出“戒缠足会博议”一栏, 广登来稿, 造成声势。此外, 第35册还在“英文报译”中刊登《劝中国女子不宜缠足》一文, 借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