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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产业聚集的门槛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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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高文 郭四代 袁子寒
FDI对区域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产业聚集的门槛效应检验
雷高文 郭四代 袁子寒
(西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四川绵阳 621010)
基于一般生产函数构建了一个区域绿色创新的发展模型,力图解释外商直接投资(FDI)、产业聚集与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借助面板回归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对区域绿色创新能力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会受到产业聚集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的影响,即当产业聚集水平超过门槛值时,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正向作用会加强。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呈现出地区异质性,在东部地区呈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并未发现这种现象。
FDI;产业聚集;绿色创新;门槛效应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进绿色发展”这一目标,同时要求“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1]。2020年10月,“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了“加快绿色低碳发展”“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目标。如何快速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工业企业提质增效、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甚至实现零排放,在我国当前工业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2]。
对于开放经济体而言,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的方式不仅仅是内部的技术积累和自主研发,外部绿色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以及再创新也是重要途径[2-3]。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外部技术引进的主要方式之一[4],对东道国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当FDI流入时,不仅会为东道国带来先进的技术以及管理经验,造成技术溢出效应,也会给东道国的绿色创新活动提供资金以解决经费不足这一短板[5-6]。当然,为了追求高额的回报,FDI会从环境规制强度高的地方向规制强度低的地方转移,造成“污染避难所效应”[7-8],为了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东道国需要对FDI进行环境规制[9],而合适的环境规制能够产生“创新补偿效应”[10],同时引导外资向清洁生产型行业转移[11],最终促进东道国的绿色创新能力。
就研究视角而言,大量的文献从环境规制的直接作用[12-14]、调节效应[5,15-16]、门槛效应[17-20]、异质性[21-23]等角度讨论FDI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也有不少文献从技术溢出的视角考查了FDI对绿色创新的影响[6,24-27]。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产权异质性[28]、创新资源投入[29]以及知识产权[30]与FDI对绿色创新的共同影响。然而,产业聚集水平作为影响FDI和绿色创新的重要因素[31-32],却鲜有研究。因此,本文通过一般形式的生产函数构建了一个区域绿色创新的发展模型,结合统计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产业聚集与区域绿色创新能力的非线性影响。
一、理论模型
将上式代入式(3)中,得到式(4)。
将上式代入式(9),得到式(10)。对式(10)进行变换得到式(11),将式(4)代入式(11),整理得到式(12)。
从上式可知,广义绿色技术进步由几个部分组成,分别为:
通过以上理论模型的分析发现,产业聚集水平会通过规模经济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产业聚集水平越高,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绿色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越强。然而,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和理论模型一致的现象,需要进一步检验,因此,本文设计了实证模型,用于检验理论分析和现实情况的一致性。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1. 基准模型设定
首先采用面板回归法,初步识别FDI与区域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因此,构建如下模型:
2. 门槛模型设定
在初步识别出FDI对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之后,根据前面理论模型分析结果,发现FDI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会随着产业聚集水平的不同而变化,因此,将产业聚集作为门槛变量,构建如下模型: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区域绿色创新能力,参照赵晓梦等[37]的研究成果,该变量以各地区每年申请的绿色专利数量的总和作为衡量指标。具体做法是:先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获取城市每年的绿色专利申请数量,然后将各省份下辖的城市各年申请的绿色专利数量加总得到各省每年申请的绿色专利数量。选择绿色专利数量作为衡量区域绿色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的原因在于: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可更为直观地衡量一个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整体水平及规模[38];此外,绿色专利的申请具有较高的技术门槛,要求企业在提升自身产品性能的基础上对相应的绿色技术进行研发、推广与应用,因而更能反映高层次的绿色创新能力[39]。
核心解释变量为外商直接投资(FDI),该变量按照当年平均汇率(人民币兑美元)调整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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