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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乙型肝炎之变看北方士人的生存状态 19、崇祯三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皇帝去世。此一事件在明清之际无疑具有坐标性的意义。岸本美绪、赵园对“甲申”事件的专门探讨,加深了我们对于这个坐标所具有的意义的理解。1值得注意的是,二人在时间的处理上,均是以甲申年三月十九日为时间起点,追踪其在时间流中由北向南的扩张。在空间上,岸本、赵园的着眼点,集中在江南对此一事件的感知上。虽然赵园的论文已经注意到了南北差异,不过,她的兴趣点在揭示易代在时间上的模糊性,对南北空间中体验之差异不甚留意。 二人之所以不约而同地采取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其背后实际上是以江南为核心的“明清之际”主流历史叙述为支撑的。在这种历史叙述的视域下,“明清之际”的历史是以江南为舞台,以江南士绅抗清史为主要内容的。2岸本美绪、赵园对“甲申”的研究,则使这一历史叙述更为精细化,将江南士人在鼎革之际的心理历程呈现出来。但是,这样一种以江南为视角的研究,却难以对北方士人的行为做出恰当的解释。为何中原没有经过激烈的抵抗,就接受了清朝的统治?为何同样身处鼎革之际的北方士人,尤其是河南、河北士人,对明朝的灭亡没有表现出江南士人那样强烈的内心挣扎?为何他们没有经历太多心理斗争就开始为新政权服务? 我们要理解明清之际,河南、河北士人与江南士人行为上的差异,必须从他们在明季不同的际遇入手。正是在明季不同的经历,导致他们对“甲申”的意义有了不同的理解,进而对整个鼎革的历史进程有了不同的认识。 因此,不应当只把“甲申”这一“明清之际”的坐标性时间作为时间的起点,局限于江南去考察。事实上,作为时间之终点,“甲申”能呈现另一番意义。同时,在南北不同的空间中,“甲申”的意义也是不同的。在不同空间中,个体所经历事件的不同,亦会造成体验的差异。如北方的寇乱,江南的奴变、奏销案,均不存在于对方的事件链中,但是,它们各自都会对双方共同经历过的事件之意义造成影响,进而也使双方对整个历史进程的理解有所不同。如与清兵交战,我们事后追述,往往将之拉平,做约化处理,一概视为拒斥清政权的表现。但是由于其与坐标性事件——甲申事变——在时间上所处位置的细微差异,导致历史进程中南、北事件链的差异,从中产生出的意义也大不相同。因此,本文更愿意将“甲申”这个坐标点看作一个原点,从这里出发,向不同的方向扩展,均能够获得意义。 本文认为,正是甲申前后不同的经历,导致南北士人对“甲申”有了不同的理解。对于身处华北平原的士人而言,在经历了明末农民战争与清兵的数次入关后,他们渐渐产生明朝天命已去的观念,甲申年发生的事件,只是这一历史进程应有的结局。江南士人则不同,甲申年北京陷落时,他们还正在享受着悠游逸乐的生活,当消息如晴空霹雳般传到江南时,他们才感觉到乱世将至。清兵南下,给江南带来了战乱,随之而起的奴变,再往后的奏销案,使得江南士绅真正感受到王朝灭亡所带来的切肤之痛。也正由于对“甲申”的不同体验,使得河南、河北士人倾向于将清朝入主理解为重归于治的信号,而江南士人则将之视为动乱的开始。 一 从“马克思”到“流寇”,河南出国 河南流寇之乱始于崇祯六年之渑池渡,到十五年攻陷开封而达到顶峰。崇祯五年夏,流寇就已经出现在河南西北部与山、陕接壤的地区。3到了崇祯六年,流寇在这一地区已经有燎原之势。商丘士人郑濂说:“流贼既入豫,数股纵横,往来太行山下,奔突无定向。”4在左良玉潼关大捷后,流寇暂时退入山西。 但到了十一月底,发生“渑池渡”事件,河南形势又转危急。吴伟业《绥寇纪略》详细记述了这一事件:“十一月,官军于武安之柳泉、于猛虎村再破贼。贼张妙手、贺双全等三十六家,诡词乞抚,道臣常道立信之,因太监杨进朝以请。会天寒河冰合,廿四日贼从毛家寨策马径渡,是为渑池县之马蹄窝。防河中军袁大全遇敌死。”5并以为此事件标志着明朝败亡的开始:“当事知塞太行之口,而不断黄河之津。君子于六年十一月渑池之事,未尝不抚卷太息,以为此中原之所以溃,国家之所以亡也。”6 郑濂的《豫变纪略》则更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天意: 黄河,水最悍者也。自龙门而下,其流湍激,虽严冬不能结。是岁自冬历春,冰坚如石。流贼二十余枝,乘冰竟渡,若不知有黄河者。……贼自渡黄河之后,遂分犯诸郡邑,中州无复宁宇矣。7 果然,流寇乘势渡河而南,所向皆靡。“二十六日破渑池,十二月朔己未破伊阳,初二庚申又破卢氏”;“雒阳、新安、陕州、灵宝、阌乡、卢氏、永宁、汝州、鲁山、叶县、舞阳、遂平、确山、信阳、南阳、裕州、泌阳、桐柏、淅川、新野、内乡等州县,贼无不至”,到十九日,寇乱已有紧逼河南省会开封之势。8所幸有左良玉保安之捷、赵庄之捷、崇祯七年巡按刘令誉牛蹄涔之捷,流寇才不得不转向湖广,河南社会秩序稍稍恢复。但仅仅过了一年,流寇又大举进入河南。崇祯八年正月,流寇“陷荥阳,屠汜水,又陷固始。是秦贼数十万出关,分三十六道,掠郡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