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云南彝族神话搜集整理研究的新范式及其影响.docx

? ? 20世纪上半叶云南彝族神话搜集整理研究的新范式及其影响 ? ? 刘建波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宗教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034) 搜集整理不仅是民间文学学科研究的方法，也是民间文学知识生产的一种方式。“搜集资料，从现代民间文学出现就成为其研究的主要步骤”[1]，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与搜集整理话语关系密切，在一定意义上，搜集整理的规模、范围和成果，决定了民间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20世纪上半叶是云南彝族神话搜集整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搜集整理者已由19世纪末法国传教士转向中国学者，搜集整理内容已不再局限于口头神话，彝文典籍、神话仪式、民俗事象都成为对象，既扩宽了传教士以宗教传播为目的的选择性搜集整理，也为20世纪下半叶有组织的自上而下式的民间文学调查队集体搜集整理提供经验参考。具体而言，在20世纪上半叶云南彝族神话的搜集整理中，二十年代主要以杨成志为代表，三四十年代主要以陶云逵、马学良为代表，他们的搜集整理并非专门为研究神话而进行，而是以语言调查、民俗文化研究为目的进行的附属性调查，是人类学调查与研究的一部分，属于云南彝族神话研究的初始期。尽管神话学的学科范式意识并不明晰，但作为早期学者通过实地田野调查，他们一方面记录整理和搜集到一大批珍贵的文本，为后来云南彝族神话调查与研究奠定文献基础；另一方面，创新云南彝族神话整理的方法论范式，践行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民间文学研究实践，为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中国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提供理论和方法的参考。 一、杨成志的彝文经典搜集整理 1928年，中山大学青年教师杨成志赴云南昆明、巧家，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进行了为期近两年的田野调研，先后写出《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云南倮倮族的巫师及经典》等代表性论著，成为国内较早搜集整理和研究云南彝族神话的学者。 《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原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30年5月21日第十一集第129-139期合刊。其第九部分为“《云南民间文艺集》资料”，制作了《云南民间文艺征求略表》，分发给了七十多个县的学生填写，其中包含“故事或传说”。“这次我赴滇本是以调查民族专责的，但民族与民俗的关系如同兄弟姊妹一般的亲切，我眼见云南民间文艺的丰富及流行，不亚于他省，或且过之，这种资料怎忍任他放弃而不收罗？”[2]83杨成志的彝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只是云南民族调查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并没有田野调查范式意义上的神话搜集整理，但他明确从四点回答了“为什么要调查西南民族”问题，即“学术上的研究”“民族主义的实现”“考察上的实行”“文化上的贡献”。[2]138-139进一步而言，可从以下几点深入理解其《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的实践意义：其一，调查彝族在内的西南民族，为学术研究提供新资料。其二，通过民族语言、心理、习俗和文化等调查，为民国政府制定民族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其三，改变外国人调查和研究中国民族文化的隔膜现象。外国学者、传教士等因调查时间短、不通语言文字等原因，出现调查内容和研究成果不全面、不客观的现象。同时，这种身体力行的实践行为，也是接续“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传统，通过深入实地的调查研究，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其四，扭转少数民族文化缺失和失语局面，重估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和贡献。乡村文明和少数民族文化因长期远离城市和文化中心，其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特质和中华民族精神在历史上有意或无意地被遮蔽。杨成志作为早期民俗学者，深入云南彝族地区调查神话，是接续“文艺”“学术”及“民族国家”多重目的之传统与使命，体现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和学术担当。 《云南倮倮族的巫师及经典》包括“导言”“倮倮经典与巫师的关系”“倮倮经典的内容”“倮倮经典的两实例”“倮倮经典的分类”“一百三十部倮倮经典的原名”(1)为尊重作者原创，本文引用原文中的部分文字依旧保留原貌，如“倮倮”“亻罗亻罗”等字样，特此说明。等内容。作者通过广泛搜集彝文文献130部，将毕摩经典分为16类，其中“历史与传说类”涉及彝族神话。他指出毕摩经典的特点：“倮倮经的语句，多系五言，意义简朴，音韵自然”[3]841。毕摩经通常是五言诗体，与毕摩的关系紧密。毕摩是彝族社会的知识分子，掌握彝语文，经典由毕摩执笔或誊抄而成。从其论述内容可看出：一方面他对毕摩经典的分类，基于毕摩与祭祀仪式关系认知基础上的划分，突出了彝族人的精神世界与民间信仰的关系，也为彝族古籍文献分类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他将彝族神话归入历史与传说类，体现彝族神话的历史化叙事功能，也反映神话与彝族社会发展变迁的互动关系。 尽管杨成志在云南彝族地区调查期间，因缺乏系统专业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训练，遇到一定困难，但其作为较早深入云南彝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与彝族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此次调查活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