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破阵乐》雅俗变迁的原因.docVIP

论《破阵乐》雅俗变迁的原因 《破阵乐》自武德年间创作后，经不断的创制演奏，其研究也未见停息。现有关《破阵乐》的论文主要集中在研究其产生来源、发展与传播的介绍，如杨宪益的《秦王〈破阵乐〉的来源 》,李丹婕的《〈秦王破阵乐〉的诞生及其历史语境》，王怡康的《唐〈破阵乐〉考释》以及对《破阵乐》音乐曲调的分析，如王安潮的《〈秦王破阵乐〉考》。值得注意的是，沈冬的《〈破阵乐〉考——兼论雅俗乐的交涉及转化》是一篇颇具学术性的文章，该文对《破阵乐》的类型和《破阵乐》雅俗变迁的原因仅在文章内容中进行简要概述，但没有系统分析。现就其原因进行董理爬梳。 一、俗转雅化的表现 《破阵乐》是唐代大曲的重要代表作，是唐“三大舞”之一，又称《秦王破阵乐》《七德之舞》《神功破阵乐》《破阵子》等，主要是“太宗为秦王之时，征战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乐》之曲。及即位，使吕才协音律，李百要、虞世南、褚亮、魏征等制歌辞，百二十人披甲持戟，甲以银饰之。发扬蹈厉，声韵慷慨，享宴奏之。”[1]1059 《秦王破阵乐》最初是军中的俗乐，产生于武德年间。《新唐书》卷二十一《礼乐志》：“太宗为秦王，破刘武周，军中相与作《秦王破阵乐》曲。”[2]467说明此曲是纪念唐高祖命秦王李世民征讨刘武周胜利的乐章。 在贞观元年，李世民首次以皇帝身份大宴群臣，《破阵乐》被当庭演奏。“朕昔在藩，屡有征讨，世间遂有此乐，岂意今日登于雅乐。”[1]1045从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方面，说明在唐太宗时期，《破阵乐》已被视为雅乐。另一方面，从曲子内容对秦王征伐功业的记录，可以看出是君王李世民对战功赫赫的期待，才使得曲乐由俗乐《秦王破阵乐》变为雅乐《破阵乐》。这些结论在《旧唐书·音乐一》可以得到证实，并且可以推断出《破阵乐》产生的时间大致为秦王李世民四处征战到登基称帝，即武德元年至武德九年期间，经过贞观一代的完善，最终形成了一部集歌、舞、器于一身的大型歌舞。因产生于隋末唐初民间，自然而然吸收隋代乐文化和当时民间礼乐文化的优秀成果。 《破阵乐》后经过唐朝的不断改造，吸收了当时优秀的乐舞文化，形成了恢弘的气势。至太宗朝，扩大了规模，演变为规模弘大的《七德舞》。至此，从军中的俗乐演变为宴飨雅乐。 二、雅转俗化的表现 贞观七年，吕才将《秦王破阵乐》重新编排，舞蹈人数增至120人，规模史无前例，舞者披银甲执戟并作出击刺的动作，唱着雄壮威武的歌，试图展现太宗战场的“百战百胜”的英武。 高宗即位后，改《破阵乐》为《神功破阵乐》，“久寝不作，俱成废缺”，俨然名存实亡。后应韦万石的建议，才慢慢转为祭祀乐曲。 武后时期，毁唐太庙，曲舞也没有受到显著重视。 唐玄宗时期，创坐部伎《小破阵乐》，其生于立部伎《破阵乐》，非与《破阵乐》为同一曲。太常寺、教坊，梨园的乐伎参与曲舞的表演，都可以演奏此曲，这其中，不仅仅有男性，还有很多女性加入演奏。由此可以推断，此举影响《破阵乐》的仪式肃穆性与娱乐性转移的趋势。 《破阵乐》的雅俗转化，除了在人员地位上有明显的变化，在演奏次数、规模上也有明显的减少和缩小。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初奏《破阵乐》，宫中的歌舞伎十数人列于庭。不难看出，演出人员数量急剧下滑，难以扭转《破阵乐》日渐衰落的局势。宪宗时期，白居易观看了朝中乐舞还要查阅太宗时期资料后，方作长篇诗歌《七德舞》，说明宪宗时，此曲仍在，但没有太宗时期的恢弘。至敬宗(825—826)时，曾有妓女石火胡将《破阵乐》作为杂技表演的背景音乐。懿宗(860—873)时，藩镇也曾舞《破阵乐》。从这些例子中，可见唐王朝的正统地位已经失去了权威性。 晚唐末期，已为迎宾之用，藩王奏《破阵乐》，然而执戟、旗的舞者只有十人。破阵乐的名称也由《讲功之舞》到《象成之舞》，最初辉煌的皇家威严也慢慢销声匿迹。 三、雅俗变迁的原因 (一)君主性格原因 最初，《破阵乐》是坊间相传的俗曲歌谣，其音乐性质是军中俗乐，如果不是李世民的推崇，《破阵乐》不会如此兴盛。贞观七年(633)，《破阵乐》成为歌、乐、舞合一的大曲。“七年，太宗制《破阵乐舞图》。”[1]1046由此看出，太宗亲自参与到乐曲的编制，足见其对破阵乐的重视和喜爱。正因为皇帝的重视，身边的乐卿也积极献策。据《新唐书》卷二十一《礼乐志》：“太常卿萧瑀曰： ‘陛下破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愿图其状已识。’帝曰：‘方四海未定，攻伐以平祸乱，制乐陈其梗概而已。若备写禽获，今将相有尝为其臣者，观之有所不忍，我不为也。’”[2]468不难发现，作为太常卿的萧瑀是想把太宗破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的战功记录到《破阵乐》中，但由于李世民考虑到臣子看到旧主的惨败遭遇而于心不忍，只留一个破武周事件。由这些材料表明，君主自身是《破阵乐》内容和形式的主要决定者，可以限制乐曲，同时也因自身的喜好促进破阵乐的歌、乐、舞形式的合一。 历史是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