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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文化对周村商埠文化的影响 商埠是指近代（鸦片战争后）向外国人开放的贸易城市。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这样的地方叫关市。中国近代商埠可分两类: 按不平等条约规定开放的, 为约开商埠;为杜绝外人觊觎, 清廷主动在人口众多、交通便利、商业繁华地区开辟了一批口岸, 称自开商埠。我们把在商埠生产、经营、管理和商业生活中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文化统称为商埠文化。 文化是一个历史积累的过程, 具有极强的传承性。文化同时还是一个地理现象, 因为其地域不同, 文化呈现不同的内涵和形态;反过来, 一个地方的独特文化又会影响当地人的思想和行为。不同的地方文化成就了不同地方商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把在周村商埠文化氛围内成长起来的 (不管其籍贯是否属于周村, 是否在周村营商) 商人组织称为周村商帮。 从历史的视角看, 齐文化是周村商埠文化的渊源。 据《史记》记载, 齐国的开国者太公望吕尚, 是“东海上人”, 其文化传统原本就与中原的商周文化大不相同, 故而封齐后能够“因其俗, 简其礼”, 顺应民情, 尊重和继承东夷人的土著文化, 同时又借地处山东半岛的地理之利, 实行了“通商工之业, 便鱼盐之利”、“劝女工, 极技巧”, 农、工、商三业并举的治国之策。齐国这些开放革新的思想, 不仅尊重了当地人的民俗民风, 使“人民多归齐”, 而且“通商工之业, 便鱼盐之利”的工商思想, 使齐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为后来齐国成为商业大国奠定了基础。 在千百年的发展历程中, 齐文化形成了如下特点。 其二, 开放性。齐文化是尚变革的文化、开放的文化。它主要表现在经济上的开放。姜太公从立国那天起, 就积极推行“通商”政策, 将齐国以外的广大地区和许多诸侯国都纳入本国的经济发展体系中。管仲执政期间, 发扬光大了太公的开放的经济政策, 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 以“来天下之财”, 出现了“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局面。战国时期, 齐都临淄成为商贾云集的海内一大都会即是明证。直至西汉, 临淄仍然“市租千金”, 风采不减当年。齐文化的开放性还表现在人才的开放等方面。姜太公的“尊贤而尚功”的国策, 《管子》中的“毋曰不同生 (姓) , 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 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 远者不从”, 都充分体现了齐人容纳百川的胸怀和深刻的开放思想。 其三, 多元性。齐文化不仅在政治、经济层面, 而且在思想、学术方面都表现了明显的多元特点。战国时期, 齐国统治者在临淄稷门之下建立了富丽堂皇的学宫, 以优厚的待遇, 招揽天下贤士, 多时可达数百千人。当时, 举凡儒、道、法、墨、兵、阴阳、纵横等各家各派的学者大都云集于此, 或讲学授徒, 或著书立说。稷下诸子百家, 由于阶级、阶层, 政治倾向、地域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 各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伦理、哲学思想, 各有其理论重心、学术动机与目的。然而, 无论稷下诸子持有何种学说, 是否适合统治阶级的现实政策需要, 都能在稷下存在、发展。各种理论学说在这种宽松的文化、社会环境中, 共存并立, 竞相争高。 其四, 务实性。所谓务实, 就是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比如:齐国建国初期所处的地理环境适于向工商型经济发展。因此, 姜太公从实际出发, 制定了优先发展工商经济的战略, 从而为后来齐国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春秋时期, 齐国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 疆域扩大了, 土壤也改良了, 农业发展的条件基本成熟了。桓管君臣根据变化了的情况, 又制定了大力发展农业的方针, 进行了诸如“井田畴均”、“相地衰征”、“勿夺农时”一系列改革, 把农业与工商业同视为重要的经济基础。战国时期, 齐国工商业一度出现了畸型发展趋向, 破坏了齐国经济良性发展的秩序。这时齐国统治者和思想家们又提出了“重农抑商”的主张。这些经济政策的调整都是合乎实际的。再如:历经商周鼎革, 春秋巨变, 到战国时期, 人民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民本思想已然成为强大的潮流。在这样的形势下, 齐国的开明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提出了政顺民心的主张。凡此无不体现了齐文化的务实精神。 齐文化对周村商埠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特别是齐文化中重民务实、农商并举和“因其俗, 简其礼”的民本思想, 对周村地区的商业文化的影响是长期的。 首先, 齐文化注重工商的精神不断浸润着古代周村的民俗文化。周村寺庙众多, 供奉着不同的偶像。这些偶像多是商人信奉的财神。譬如, 周村的猴仙庙, 供奉的就是古代印度商人崇拜的财富保护神。关帝庙供奉的是国人一致推崇的财神爷——关公;天后宫供奉的是福建商人崇拜的妈祖。周村的寺庙常常在相应的节日举行各派的纪念活动, 形成规模不等庙会。这些庙会上的商品交换, 同样促进了生产和消费。譬如, 建筑在周村城南凤山北麓的红庙, 为纪念供奉的偶像, 每年夏历八月十九日, 举行三天以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