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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高帆——“刘易斯拐 点”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1978年以来，中国依靠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双轮”驱动，并充分“人口红利”和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 势，实现了经济总量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的奇迹”。然而，在国内外经济格局大调整的背景下，支撑中国 经济高速增长的某些因素正在或即将发生转变，例如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调整导致中国必须直面经济发展进 程中的“刘易斯拐点”。从谋求经济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我国必须立足于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优化，前 瞻性地为劳动力驱动型的增长找寻有效的替代方式。 一、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 在发展经济学中，“刘易斯拐点”是由阿瑟.刘易斯在讨论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中提出的，其内涵是：二 元经济结构转化是一个劳动力在维持生计部门 （以传统农业为代表）和现代部门 （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代表） 再配置的过程，而此过程的连续推进必然导致农业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为“有限过剩”，而劳动力工资也 必然会从“相对稳定”变为“显著提升”，上述农业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工资水平的转变即为“刘易斯拐点”。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通常对劳动力优势有较高依赖，因此，“刘易斯拐点”对经济发展就具有极其重要的 经济学含义，它不仅表明劳动力资源、劳动力市场格局发生了显著转变，而且暗示着要素相对价格、产品 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形态进入新的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人口红利”特征极为显著，劳动力资源、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限 供给”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农民工的低工资也成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的先决 条件。然而，在新的发展阶段，人们需要追问：当前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及工资水平是否发生了转变？中 国是否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到“刘易斯拐点”阶段？对此，有学者指出近期东部地区的“民工荒”已经取代了 此前的“民工潮”，而诸多地区和企业也试图通过增加工资来缓解用工困难，这些表明劳动力供求逆转、工 资提升的“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已经来临。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仍存在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群体，且 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失业压力，而工资上涨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部分企业，因此劳动力资源充裕且廉价的 特征没有发生逆转，短期内中国不大可能会遭遇“刘易斯拐点”的挑战。 上述分歧导源于中国经济的复杂性、结构性以及对时间段的不同理解。在静态背景下考虑到当前农村 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在动态背景下考虑到农业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析出效应，则中国在短期还会保持某种 程度的劳动力优势。同时，通货膨胀预期会诱发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压力，用工成本上升似乎不能完全归于 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逆转。然而，考虑到发展中的长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则即使中国当下尚未进入 “刘易 斯拐点”阶段，但已经不可逆转地逼进劳动力供求紧平衡、真实工资渐趋上升的新格局。原因是：在供给 层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以及经济增长进程中居民生育行为的明显转变，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 率已呈现出逐年下降态势，而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与非农化需求的“脱节”程度趋于拉大。在需求层面，经 济持续增长导致国内资本急剧积累，而经济全球化又导致大量域外资本流入，资本累积和市场化改革深化 将导致对劳动力需求渐趋增大。在真实工资层面，劳动力价值是由劳动者维持自身和家人生活需要、以及 参与教育培训等开支决定的，随着社会发展劳动者的生存、发展和享受资料在渐趋拓展，其真实工资水平 也必然会面临着不断提升的压力。基于此，尽管中国在步入“刘易斯拐点”时具有长期性、结构性和迂回性， 但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劳动力供求转变、用工成本上升将是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可以从日本、韩国等经济 体的发展历程得到证实。 二、“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走向和逼近“刘易斯拐点”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此趋势会引致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等 领域的连锁反应。为此，必须以关联性和系统性为基准，评估“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意蕴。 从挑战的角度看，“刘易斯拐点”暗示着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尽管中国的劳动力工资相对 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仍有比较优势，但相对于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其优势可能会逐渐丧失。由此出发，中国 依靠劳动力充裕和廉价所形成的出口竞争力将会下降，中国依靠出口主导、劳动密集使用和传统制造业来 驱动增长的方式也将遇到挑战。同时，在劳动力工资提升的情形下，企业若不创新将会遭遇盈利性降低， 构建起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源泉：即更多依靠居民消费需求、要素组合效率、产业结构优化来形成经济 持续增长的坚实基础。为此，就需要： 第一，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为要素优化配置提供有力保障。资本对土地、劳动等要素具有 “粘合 剂”功能，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