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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全球化与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 从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中国经济的总体形势是什么？中国经济已经发展了100多年？或者陷入停滞？它的趋势是什么？如果它在上升，它的增长率会提高吗？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相应历史时期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快还是慢？如果这100多年的经济发展史被划分为几个阶段，哪个阶段的发展速度越快，这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这些问题最初由活跃的中国现代经济研究人员，甚至普通中国现代经济读者所首次接受。不幸的是，中国出版的几本关于现代中国经济的书籍和作品都找不到。对于这些重大的问题,笔者自然无法在一篇文章中作出全面的分析,本文只是希图通过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一个阶段、也是笔者认为传统观念偏离历史实际最严重的一个阶段、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20-1936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计量分析,以及这一阶段与其前后相衔接两个阶段(1887-1920年,1936-1949年)经济发展状况的比较,为回答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一点线索。 三十余年来,我国的经济史研究由于受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影响,只把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情况作为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忽视甚至完全抛弃了对生产力增长的研究。又由于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述的片面理解,也忽视了对流通、分配、消费等方面的研究,从而导致在各种经济史教材中,都按照所有制关系将中国经济分割为几大块:即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封建地主经济等。至于这一百余年间中国经济总的发展状况如何,却没有整体的分析。有鉴于此,本文在叙述方法上,拟采用从宏观到微观、从一般到个别的序列结构,在竭尽一切可能找到的资料基础上,力图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国经济发展作全面的考察。 一、 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 在过去国内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述中,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国经济状况虽然缺乏总体上的分析,但对各种经济成份及其相互作用的看法大致是这样的:即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卷土重来,加强了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国民党上台后,迅速膨胀着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到抗战前已经垄断了金融业,并进而通过金融业掌握了工矿交通部门中的某些行业;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下,民族工业一天比一天走下坡路,陷入萧条和危机,处于破产和半破产的境遇;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村经济日趋凋蔽。总之,这些论述给人的印象是: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即便不是趋向衰落,也是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这种持续停滞的观点,在国外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者中,一度也是颇为流行的。但是从笔者接触到的各种统计资料看,抗战前的1936年却是旧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高峰。许多亲身经过那一时期生活的人的印象和回忆,也都认为抗战前的经济状况在旧中国相比之下,是最好的时期,这就不能不使人对上述经济史著作中的结论产生怀疑。 从六十年代末期开始,国外已有一些学者对上述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通过计算,论证这一时期中国的近代工矿交通事业有相当迅速的增长。近几年来国内也陆续有文章对这一时期民族资本陷于破产、半破产的说法提出批评。吴承明先生在论述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曲折发展以后,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1921-1936年,“是中国资本主义范围扩大的时期,或资本主义化的时期。”并指出过去论者的观点,“恐怕多数是过于悲观了。”此外,对南京政府一些经济政策的评价,以及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对金融和工矿交通事业的垄断问题,也有人对传统的说法提出质疑。但迄今为止还没见到有人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作总体上的研究和评价。 为了从宏观上把握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与前后各时期进行比较,我们选择1887年、1920年、1936年和1949年四个点,分别计算其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等三种指标(表1一表3): 表1到表3中的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还可以图示如下: 从表1一表3可以看出,通常用来衡量经济发展的三项主要指标:工农业总产值由1920年的229.98亿元(1936年币值,下同),增加为1936年的306.12亿元,年平均递增1.80%;国民收入由202.37亿元,增加为258.01亿元,年平均递增1.53%;人均国民收入由45.99元增加为57.34元,年平均递增1.39%。三项指标都在抗战前的1936年达到旧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些事实说明,过去经济史著述中那种认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经济就日趋衰落甚至破产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其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上述三项指标,以1949年与1936年比较,都大幅度下降。年平均增长率,工农业总产值为-3.74%,国民收入为-2.35%,人均国民收入为-3.73%。三十年代末期和四十年代初期,日、中双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