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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逻辑经济政策还是社会政策 改革分为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任务和目标。目前, 中国进入了发展的关键时期, 中国社会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的改革必须进行一系列重要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中国社会主义政制”的体制改革面临着制度创新的任务 从改革的发展逻辑来看, 改革必然要经历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由于在改革初期没有经验制定一整套新的社会运行规则体系和市场经济规则体系来代替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 因而对于中国改革进程的推动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且, 对于社会成员来说, 即便是有一整套新的规则, 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适应。然而, 当改革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就必然会面临着建立新的规则和制度体系的任务。因为“无序”状态所能容纳的改革和发展空间已经耗尽, 需要用新的、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创新来激发社会活力和减小改革发展的阻力, 确保社会的正常运行。 原因:利益调整型改革与中国改革的比较 所谓增益型改革, 是指社会整体利益结构虽然发生变化但变化程度不大的改革, 其基本特点是:凡是介入改革过程的人或群体一般来说均为获益者。而利益调整型改革, 是指对社会整体利益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改革, 介入者在利益方面得失不一。中国改革初期是典型的增益型改革, 由于当时的改革往往意味着获益, 因而容易得到改革介入者的积极认同。而中国现阶段的改革是一种利益调整型的改革, 这就意味着一方群体的利益增进和另一方群体的利益损失。这必然会引发社会结构层面上的一系列重要变化, 产生大量复杂的社会问题。 从边缘改革到中心改革 公正、公平地选择社会政策的两个原因 同经济政策相比,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政策起步较晚。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 社会政策才开始得到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认同。而且, 即便是在今日, 社会政策无论是受重视的程度还是贯彻的力度, 都不能与经济政策同日而语。 社会政策同经济政策是有所区别的两件事情。简单地说, 经济政策侧重于经济效益和初次分配领域。从一定意义上讲, 经济政策直接体现了公正的机会平等规则和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而社会政策则侧重于再次分配领域, 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公正的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规则, 体现了公正的保证基本权利的规则和公正的社会调剂的规则。可见, 为了保证改革进程的健康推进, 就必须采取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并重的改革方略。 解决社会中金融发展的压力 在改革的初期, 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消除平均主义。为了消除平均主义, 激发社会活力, 最终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 采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帮“后富”的做法是必须的和行之有效的。 而中国社会目前的贫富差距已经超出了合理的限度, 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宣布,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内容之一是要“惠及十几亿人口”。这实际上是在提醒人们, 在中国现阶段, 改革的重要任务应当是从“先富”逐渐过渡到“共同富裕”。 区域经济发展与市场经济体制 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从无到有, 是在社会缺乏足够的基础性条件下进行的, 因而在改革的初期, 需要政府的直接倡导与干预, 政府定位为经济型政府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一旦基本的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 政府就应当从经济领域逐渐退出, 否则就很容易造成公权的越位和公权的缺位。这将扭曲中国的改革进程, 积累社会矛盾, 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极为有害的负面影响。在中国现阶段, 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形成。政府的定位应当逐渐地从经济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利益结构层面的改革和社会问题的出现 中国的改革始自经济体制改革。这种作法的优点在于抓住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层面, 将改革同民众的切身利益有机地结合, 因而容易推动整个社会的改革, 为其他方面的改革提供一个基本的平台。事实也证明, 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俄罗斯、东欧相比, 中国改革的这种路径是成功的。 应当看到的是, 时至今日, 改革如果仅仅停留在经济体制层面是远远不够的。社会各个层面的改革应当保持着相互促进、共同生长的状态。任何一个层面改革的滞后, 都会毫无疑问地导致整个改革进程的滞后。所以, 为了保证改革进程的顺利推进, 就必须启动其他层面的改革, 使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同经济层面的改革保持着一种协调的关系。 (摘自2005年4月8日《中国经济网》）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型的改革, 采用先易后难渐次推进的改革策略。现阶段改革在容易推进的边缘层面已经完成, 不可避免地推进到社会经济的核心层面。在这个层面上, 改革要直面延续多年的土地制度、产权制度、社会管理体制、政治体制等极为艰难的改革任务, 其难度和阻力无疑会成倍地加大。 从应对多种个案化的社会问题到应对整体化的社会问题 在改革的初期, 社会问题虽然不少, 但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