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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公诉环节的举证能力措施 新律师法自2008年6月1日实施以来，给进一步提高检察机关 指控犯罪的能力带来了挑战和机遇，现结合我院的工作实践，谈一点 体会和拙见，以求抛砖引玉之效。 一、目前基层检察工作不适应新律师法要求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与律师沟通的工作机制，对证据的动态控制能力不足 根据新《律师法》第34条的规定，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从审 查起诉阶段开始可以分享案件的所有证据，刑事案件的所有证据对律 师成为公开的。但是目前检察机关缺乏与律师沟通的合法机制，公诉 人在庭前很少与律师开示证据，而《律师法》解决了律师了解公诉人 所掌握证据的问题，公诉人却没有了解律师掌握证据的合法渠道。如 果律师不主动向公诉人出示和提供，公诉人只有到审判阶段才能掌握。 证据的不确定性无疑加大了动态控制的难度。 （二）公诉引导侦查的能力不足 由于体制和工作机制方面的原因，公诉工作对侦查的引导指挥作 用发挥不够，公诉与侦查在工作衔接上存在不足。从目前的实践情况 来看，审查逮捕环节对公安机关的证据引导作用大于公诉环节，案件 批捕进入公诉环节以后，公诉部门的补查意见往往落实不力，时而出 现经两次退补后，证据并没有新的变化的情况。检察机关自身也存在 公诉对自侦工作引导不力的问题。尤以自侦部门对言辞证据的取得和 固定能力不足为上。随着嫌疑人维权意识的增强和律师法律服务作用 的加大，因检察机关威慑性所带来的恐惧性在降低，嫌疑人不供、翻 供的现象增多，口供的突破难度日益加大，从我院今年来办理的自侦 案件看，嫌疑人在侦查环节供认，在审查批捕或起诉环节翻供的现象 比较普遍。加强公诉引导侦查的作用，两环节合力固定证据显得尤为 重要。而实践中因两环节配合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直接影响证据 的证明力。 （三）把握被告人翻供的能力不足 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推翻原供述否认自己犯罪的情形, 在实践中屡见不鲜，一些办案人员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的重 视程度不够，把握能力不足，致使一些案件因翻供而导致撤案，甚至 一些案件在庭审时因应对翻供的准备不足导致因被告人翻供增加公 诉人出庭的难度，影响到检察机关和国家公诉人形象，造成不良的社 会影响。 （四）审查起诉部门和批捕部门相互衔接的工作机制需要进一步 兀香 我国检察机关大多实行批捕和起诉相分离的职能设置模式，审查 批捕和审查起诉职能分属于两个部门行使，这样设置有利于加强内部 监督，杜绝以案谋私。但是由于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分属于两个办案 环节，自然而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审查批捕环节在法庭示证方面考 虑的少，但对侦查的引导效果明显，一些关键的证据到了起诉环节可 能因时过境迁丧失固证时机。审查批捕环节嫌疑人翻供较少，办案的 检察人员对有罪证据的了解较起诉环节的案件承办人更加直观。近年 来我院针对这一问题建立了两环节相衔接的工作机制，两部门在工作 中相互通报情况，侦监部门加强与公诉部门的合作，案件批捕后公诉 部门及时跟踪，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二、提高控证能力的策略探究 （一）加强与律师的合作沟通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检察机关依法行使公诉权和自侦案件的侦查 权，是为了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责任，维护恢复被犯罪行 为损害的社会关系。律师则行使辩护权，以事实为依据，证明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它罪，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 权益。这样，检察机关和律师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构成方向相反的基本 对立面。但是，这种对立不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两极，作为同是法律 职业的检察官和律师，其工作所依据的法律是一样的，都统一于我国 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之下，都是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 义，最终形成抗辩平衡，体现程序正义。因此，律师的执业活动与检 察机关的司法活动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检察机关与律师之间没有根 本的矛盾。检察机关为了做好证据的使用及诉讼工作、避免败诉，应 该加强与律师的交流，具体分析包括以下工作。一是建立证据开示制 度，减小检察机关对证据占有的不确定性。所谓证据开示，是指控辩 双方在开庭审判前或者审判过程中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式互相披露 各自掌握或控制的诉讼证据和有关资料的活动。今年来一些地方的检 察机关与律师协会签订了《证据开示协议书》，值得借鉴。二是听取 辩护人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意见。首先要虚心听取辩护律师在规定的 期限内提出书面意见。当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接受委托后，一般 要来公诉部门与公诉人见面、复制案卷材料等，公诉人可以告知辩护 律师在适当的期限内对案件提出书面意见。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听取辩 护律师的意见。再次要在起诉书中应该比照判决书的书写模式，将辩 护人意见及辩护人掌握证据书写其中并附案卷提交人民法院。三是积 极协助律师管理部门监督规范律师的执业行为。一要加强与各级司法 行政部门及律师协会的联系，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