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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的社会行动功能 法律合法性、政治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是中国非营利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四个方面（高丙中，1999）。作为法人行动者的非营利组织, 从形成之始就要与政府进行互动, 以获得组织的政治合法性和行政合法性, 形成了相互间的权威关系 (任慧颖, 2005) 。而社会合法性的获得则需要非营利组织与社会公众进行互动, 为组织的存在与运作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在以往的文献资料中, 学者们更多的是探讨各类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问题, 而很少涉猎对非营利组织与社会公众关系的研究, 本文则旨在为这一问题的探讨提供一个研究的视角。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以下简称“中国青基会”) 因其成功地实施了知名的社会公益活动——“希望工程”而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因其鲜明的“半官半民”特征而具有着理论探讨上的典型性。本文则选取中国青基会为研究个案, 试图对中国大陆非营利组织与社会公众的互动做出社会学上的解读, 以揭示中国非营利组织社会合法性获得的有效途径。 一、 非营利组织的性质表现 在与非营利组织的互动过程中, 社会公众往往以捐赠者的身份出现, 而非营利组织则以受赠者的身份出现, 二者的互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对基金会的捐赠过程中, 由众多个体组成的社会公众表现出了不同的捐赠动机, 其行为具有自然人行动者的特征。而在非营利组织获得社会合法性的过程中, 社会公众又更多地以整体形式出现, 与其进行着必要的互动。中国青基会也同样既要面对自然人形式的社会公众, 又要面对整体形式的社会公众。 (一) 赵渭忠:捐赠项目的任务 有学者曾经详细探讨过社会公众对于中国青基会所实施的“希望工程”的捐赠动机:道德理想寄托、善良消费和道德救赎 (孙立平等, 1998) 。这种对于捐赠者个人的泛道德化参与行为的分析同样也适用于对中国青基会各类社会公益项目参与者行为的分析。 最典型的秉持着道德理想寄托参与动机的社会公众莫过于退休少将赵渭忠。从退休之日起, 赵将军就积极参与到对“希望工程”的捐赠活动中, 他不仅带动自己的家人捐赠“希望工程”, 而且广泛结交“希望”朋友, 不断扩大“希望”朋友的队伍。赵将军把自己的理想的实现寄托在了对“希望工程”进行捐赠这件事情上了, 试图通过捐助贫困老区的儿童上学来实现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中国青基会及其所实施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 为社会公众的理想道德的实现提供一个更现实的平台。 在对中国青基会的捐赠中, 有很大一部分的社会公众把自己的捐赠行为看成是一种消费, 一种善良的消费。不论是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好的, 还是家庭经济状况相对不好的, 人们都希望能够在对“希望工程”和中国青基会的捐赠中实现自己的良好愿望, 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获得心理上的慰籍或者教育自己的后代。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同样也会做一些违背道德的事情, 而有很多人通过对中国青基会进行捐赠来弥补自己过去的过失, 以得到心灵上的一些安慰, 获得道德救赎。 (二) 社会公益机构的社会公信度是影响社会公众进行捐赠行为的决定性因素 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 社会公众在捐赠过程中都会审视同样的一个问题——基金会的社会公信度, 而此时的社会公众则以整体形式出现。在诚信相对缺失、公益捐赠意识相对淡薄的中国, 信任问题是社会公众的社会公益捐赠行为背后的决定性因素, 尤其是在通过基金会这种渠道来进行的社会捐赠中, 基金会的社会公信度对于机构获得社会公众的支持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笔者于2005年初在S市、J市、F市针对社会公众的捐赠行为特征作了一个小规模的随机抽样调查, 通过本次调查, 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社会公益机构的社会公信度是决定当前中国社会公众进行捐赠的关键性因素。在对社会公众所关注的捐赠结果的调查中, 有58.9%的人关注于自己的捐赠是否真正用于受助者, 34.6%的人则更进一步地关注于受助者的状况是否明显改善, 1.7%的人在关注于自己的捐赠行为是否可以使自己出名, 而4.8%的人则有着其他的关注问题。社会公众对于一个公益机构的支持因素, 通过调查也反映出来了。55.1%的人会因为机构的公信度高而支持某一公益机构, 18.7%的人会因为机构的宣传力度大而给予支持, 有16.8%的人会对有政府背景的公益机构予以支持。社会公众对有政府背景的公益机构给予支持, 其实质也是因为这些社会公益机构更具备社会公信力而予以支持。 信任问题是社会公众的社会公益捐赠行为背后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在通过基金会这种渠道来进行的社会捐赠中, 基金会的社会公信度对于机构获得社会公众的支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社会公众的信任与否既关系到社会公益事业的成败, 又直接影响了社会公益组织的生存与发展。 二、 中国青基会面临的信任危机事件 在与社会公众的互动过程中, 作为受赠者的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