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初二十三郡、十七诸侯考.docxVIP

汉景帝初二十三郡、十七诸侯考 一 汉初太谷期期定性问题 卞公是汉九清的第一位官员。一般来说，九清不是中央一级的雇员，而是直属于县的事务管理局。但某些迹象表明, 在西汉时期, 曾一度出现过一个神秘的由太常亲自来管理的郡———“太常郡”。该郡虽未列入《汉书·地理志》, 历代研究汉代地理的学者, 也未曾提出过, 但它在历史上确确实实存在过。这个“太常郡”就是由诸陵县所组成的郡。 西汉太常掌管陵县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又博士及诸陵县皆属焉……元帝永光元年分诸陵邑属三辅。”726但没有提到其掌管太常郡, 文献中最早明确提及太常郡, 是在汉昭帝时。《汉书》昭帝元凤二年:“六月, 赦天下。诏曰:‘朕闵百姓未赡, 前年减漕三百万石。颇省乘舆马及苑马, 以补边郡、三辅传马。其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 三辅、太常郡得以叔、粟当赋。’”228 近年来出土的简帛材料更加印证了这一现象。2011年公布的《肩水金关汉简 (壹) 》中有四简采用户籍样式说明“大常” (即太常) 与陵县的关系, 这是汉代典型的郡县里的籍贯登记模式。其中关键内容为:“大常阳陵”、“诏书发三辅大常中二千”、“大常长陵宜成里公乘王尊”、“欲为家私市张掖、酒泉、武威、金城、三辅大常郡中”。52每一陵县都附缀于太常之下。很明显, 太常实际已构成县级单位的上级单位郡一级。但文献中吉光片羽的零星著录并未引起古今学者注意。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者为著名历史地理学者周振鹤先生。他在《西汉政区地理》一书中, 对太常郡设立及废除的时间进行了初步研究, 并首次提出太常郡是“隐形郡”的概念。即太常郡“不像一般郡国具有固定边界, 其所辖诸陵县散居于三辅之中。而且陵县随着皇帝的更迭而逐个增加, 太常的管辖范围也随之逐步扩大”。意谓太常郡形不成政区区划。孔祥军撰写论文, 对周先生诸多观点进行了驳议, 尤其在太常郡设置时间问题方面, 疑问颇多。 周先生在著作中没有明确断定太常郡管辖陵县的时间, 他根据《汉书》, 武帝末赵过“使教田太常、三辅, 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 为作田器。……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1139的记载, 认为太常作为一郡与三辅等并列, 因此认定“至迟武帝后期太常已辖有陵县”, 并继而推测, “太常本称奉常, 景中六年才改名, 太常辖县或始自该年?若然, 则时已有五陵县:长陵、安陵、霸陵、南陵、阳陵”。在周先生的观点中, 将太常郡与太常辖县作同等看待, 即太常辖县之时即太常成郡之时。在此, 周先生将太常辖县断在景帝中元六年 (公元前144年) 至武帝末年之间, 这其实也就是他认可的太常郡成立的时间。然而问题在于, 太常郡与太常辖县未必是个同步的过程。很难想象, 在最初阶段, 一郡只辖一县或数县, 这与我们理解上汉郡一般管理数十个县相差悬殊。因此我们只能理解为, 周先生所认识的太常辖县是规模性的辖县, 并不是指这种个别县的情况。即在这个时间断限之前, 周先生认为陵县是不归太常管辖的。 孔先生抓住了周先生这个疏漏, 他更关注汉初时期太常辖县的情况。他认识到周先生景帝中元六年的推测缺乏说服力, 对其进行质疑。值得肯定的是, 孔说认为太常早期即有辖县之实, “此后, 所辖陵县既多, 渐成一郡”。他把太常郡的形成看作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很显然, 这符合历史事实。但孔说认为, 太常辖县应当在诸陵成县之时, 太常“所辖首县即长陵县”, 并且定此时间在吕后六年。这一结论却值得推敲。他之所以将时间定在吕后六年, 是因为此年有“城长陵”的举措, “城长陵”则亦当在此时置县, 据此以驳周先生高帝十二年之说。我们认为, 汉世成例先置陵寝, 后置陵县, 话本不假。但吕后六年的“城长陵”, 并不能作为长陵县后设的有力注脚。文景间南陵的设置, 亦不可简单作为类例来援引。反之, 汉代倒有更多已有县邑的前提下后筑城墙的事例。如汉初许多城墙在秦末战争中遭到毁坏, 汉高祖刘邦曾下令天下各县筑城墙。再如长安城的城墙是在汉惠帝时所筑, 这也是先有县邑后有城墙的例子。因此, 单纯“城长陵”三个字并不能证实长陵县至此时才建立。 《张家山汉墓汉简》里面有一份《秩律》, 保存了汉初中央政权下县邑令长的秩级。其中记载有“池阳、长陵、濮阳, 秩各八百石”,72这证实长陵此时已经置县。而这份《秩律》的产生时间, 据专家们断定, 为吕后二年。这样的话, 则至迟在吕后二年时, 长陵县就已然存在。则孔先生所援颜师古引张晏“起县邑, 故筑城也”之说实误。他认为吕后六年始建长陵邑的提法站不住脚。周振鹤先生所认为高帝十二年置长陵邑说法可信。 同时, 《秩律》中又记载:“御史大夫, 廷尉, 内史, 典客, 中尉, 车骑尉, 大仆, 长信詹事, 少府令, 备塞都尉, 郡守、尉, 卫将军, 卫尉, 汉中大夫令, 汉郎中、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