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春秋公羊学渊源.docx

《史记》的春秋公羊学渊源 《史记》吸收了六经和其他学派的许多思想理论。在经学与百家学之中,以六经异传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在六经异传中,以《春秋》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在《春秋》三传中,以《春秋公羊传》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在治公羊《春秋》的公孙弘、胡毋生、董仲舒几家之中,以董氏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在董氏公羊学诸多观点之中,以孔子作《春秋》说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史记》的理论基石、《史记》的天人观、政治观,都应该从春秋公羊学的角度予以说明。 一、 《春秋繁露代王》 孔子作《春秋》的理论是在战国秦汉之际逐步形成并完善的。《左传》最先隐约地透露出孔子作《春秋》的信息,其后孟子受《左传》启示,第一次明确地说孔子作《春秋》(《左传》关于孔子作《春秋》的暗示,可参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和《左传·成公十四年》的记载。孟子的孔子作《春秋》说,见于《孟子·滕文公下》和《孟子·离娄下》)。经过儒家后学特别是春秋公羊学派几百年的阐发,完整的孔子作《春秋》的理论最终形成。这个理论的基本内涵是:西周末年王室衰微,执盟坛牛耳的春秋霸主着眼点在武力征伐而不在文化,上古三代的王道文化传统由此中断了。孔子以一布衣而心忧天下,他周游列国宣传王道,但是没有一个诸侯能够用他。晚年的孔子回到故乡鲁国,通过删述六经来寄寓王道主张。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发生了获麟事件,这是上天赐予孔子这个“素王”的受命符瑞。孔子心知其意,在一种神圣庄严而又悲怆的心境中作《春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符瑞)中说:“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春秋》是孔子在现实政治中的奋斗失败之后为确立自己名声、自见于后世的著作。《春秋》笔削严谨,辞约旨博,字里行间蕴含了孔子制定的“义法”,继商代白统、周代赤统之后,确立了一代黑统新王制度,等待着后代圣王将其付诸实施(《春秋·宣公十六年》载:“成周宣榭火。”《公羊传》:“外灾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新周”暗含《春秋》当新王之义。《春秋繁露·玉杯》明确地说:“孔子立新王之道。”)。《春秋》最为激动人心的思想是更化。更化是从上天的“一元”开始,从正朔到服色、制度、礼乐、官名及所有行政风格,一切都从头再来(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春秋》的“王法”施行之日,就是王道社会的重建之时。 司马迁接受了公羊学派关于孔子作《春秋》的理论,以此作为《史记》的理论基础。他在《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孔子世家》、《儒林列传》中多次记载获麟事件,将获麟与孔子作《春秋》联系起来,以获麟作为孔子作《春秋》的契机。司马迁在《儒林列传》、《太史公自序》中所反复强调的《春秋》一王之法,就是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所说的“《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这个“新王”是相对于白统的商和赤统的周而言的。《孔子世家》说《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即《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所说的“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太史公自序》所说的《春秋》“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是“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的另一种说法。《封禅书》载汉武帝希望通过封禅“欲放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这个“九皇”就是黄帝。《高祖本纪》说夏、商、周三代行政风格的特点是忠、敬、文,汉高祖承敝通变,又返回到夏政忠朴风格,从中可见历代帝王行政风格呈现出往复循环终而复始的情形。《历书》说:“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汉家太初改历采用公羊家三统论的正朔,即用夏正,以正月为岁首。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孔子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枢纽人物,孔子以前是王道文化传统的确立和中断,孔子删述六经承前启后,孔子以后的历史使命就是落实孔子在六经特别是在《春秋》中寄寓的王道主张——这一思想贯穿了《史记》的始终。《史记》的著述以上继孔子《春秋》为帜志,也就是要继承孔子《春秋》的王道文化传统。 二、 保持战略措施的深化,使人认识到国殊窟穴,家占物奇 《春秋》对当时灾异有真实记载。例如《春秋·隐公三年》载:“三年春王二月己已,日有食之。”《春秋公羊传》说:“何以书?记异也。”不过,无论是《春秋》还是《春秋公羊传》,对灾异都只是记载而不作任何解释。这就是司马迁所总结的《春秋》“纪异而说不书”。《天官书》说:“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为什么孔子“纪异而说不书”呢?《史记正义》解释说:“言天道性命,忽有志事,可传授之则传,其大指微妙,自在天性,不须深告语也。”这是说天道是一个无限、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