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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陶弘景的真隶》 陈毅先生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他去世十多年（1969年），但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记忆。 我和陈先生只有一面之识,那是在1944年的暑假中,当我从外地来到成都,住在华西坝,和当时任教于燕京大学的陈寅恪先生、任教于华西大学的钱宾四先生都是比邻而居,我和钱先生几乎每天见面,总是在晚饭后,我去看他,他就和我在华西坝的一个广场上散步谈天,同时我也曾经去看望陈先生。我和陈先生本不相识,看他,一方面表示我的仰慕之情,一方面打算向他请教有关隋唐史中的若干问题,因为当时我正教这门课。 看他时他不在,我要回来,陈先生的女儿,那时还小,出来殷勤接待,不要我走,说陈先生就来,果然不久陈先生回来了,我们坐下谈天,不到十分钟的会晤,只说了两句话: 杨:陈先生您看到杨慎在《丹铅录》中有关李唐氏姓问题的文章么? 陈:没有见过。 因为陈先生曾经写过《李唐氏族之推测》等有名的几篇文章,我都读过,而且在《丹铅录》(或者是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也有类似的文章,我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一方面是打算借此机会引起对于唐史几个问题的讨论,同时要说明陈先生“其道不孤”,在过去是有过同道的,这里面绝没有炫耀自己的意思,因为我一向对于陈先生是有敬意的。但这样问答后,我觉得无话可说了,只是默然,有点僵,几分钟,我起身表示要走,陈先生也就“端茶送客”了。后来再没有见面,但我总觉得歉然,他去世后,想写一些纪念的文字。 陈先生博学,在近代中国史学家中实属罕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他的著作时在“说明”中指出,“他学识渊博,精通我国历史学、古典文学和宗教学等。通晓多种文字,尤其于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的研究;他关于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学、佛教典籍的著述尤为精湛,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早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推重。”这里面没有过分的地方,只会使人感到不足。 他博闻强识,他的记忆力之强实在惊人,在旧中国胡适之和傅孟真曾经有一时垄断当时的学术界,但他们的专业在陈先生处也许只是常识,比如胡适曾经用了很大的力量来考证《真诰》之剽窃《四十二章经》,但他不知道在几百年前早就有人说过了,所以当他在《陶弘景的真诰考》写成后说,“昨夜傅孟真先生告诉我,陈寅恪先生说《朱子语录》中也曾经指出《真诰》有抄袭《四十二章经》之处”。(见《陶弘景的真诰考》附录)《朱子语类》是许多人看过的书,但在那卷帙浩繁的著作中而能记得某些细节的人是不多的。又比如当傅孟真在写作《明成祖生母记疑》一文时也曾经说,“承陈寅恪先生示以此事复见于《明诗综》、《陶庵梦忆》等书。”(见《明成祖生母记疑》)宋史、明史都不是陈先生的专业,但他还是精通其中的某些细节,力量实在惊人。我不是在有意贬低胡、傅,人都有所蔽,只是在说明陈先生学识之渊博。 寅恪先生之记忆强、学识博,尤其表现在他晚年目盲之后所著的《柳如是别传》中。通过柳如是的故事,反映当时士大夫阶层之“诗酒风流”,并因之以窥见当时之社会风气及清初江南诸老之反清复明活动,虽然有助手,但不是他的指导,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而捞取一茎一叶,是无能为力的,这是一部有关明清之际部分士大夫的写真,他们平日诗酒风流,国亡之后,既不能如黄宗羲、顾炎武之力图反抗,又不甘心于“青衣侑酒”,于是在沉醉的生活中隐伏异图。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的《缘起》中说: 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焚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宗旨既立,遂因此而立说。 明季文人多挟名妓以自娱,形成风气而卷入政治漩涡,寅恪先生曾经指出,“当明之季年,吴江盛泽区区一隅之地,其声伎风流之盛,几可比儗于金陵板桥。夫金陵乃明初之陪都,为南方政治之中心,士大夫所集萃,秦淮曲院诸姬,文采艺术超绝一时,纪载流传,……寅恪昔年尝论唐代科举进士词科与都会声伎之关系……以证实之。……明季党社诸人中多文学名流。其与当时声妓之关系,亦有类似于唐代者。……其故盖非因政治,而实由经济之关系有以致之。”寅恪先生又进一步指出,“吴江盛泽实为东南最精丝织品制造市易之所,京省外国商贾往来集会之处。且其地复是明季党社文人出产地,即江浙两省交界重要之市镇。吴江盛泽诸名姬,所以可比美于金陵秦淮者,殆由地方丝织品之经济性,亦更因当日党社名流之政治性,两者有以相互助成之欤?”(《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上册328—330页)以社会经济的现象来解释社会问题,是寅恪先生的跃进,过去在陈先生的文章中,我们看不到这种词句。 明季名姬陈圆圆、柳如是、董小宛辈遭遇大体相同,初为名士所嫟,诗酒之余,隐含复明之志,复明不得,清初诸名姬遂为北方豪门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