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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变通史学思想评述 [转贴 2006-04-12 21:35:05]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孝迁 　　提要：本文以先秦诸子思想为考察对象，从中挖掘中国传统变通史学思想的源头，进行一番清本正源的探讨。从三方面来揭示变通史学思想形成的内在逻辑过程：一论述变通史学产生的自然与社会条件；二概述先秦诸子对变通思想的哲学诠释；三阐述先秦诸子变通思想在历史领域中的应用。笔者认为先秦诸子的变通史思想主要包括三个层面：法先王与法后王，因革损益，治乱盛衰。 　　关键词：先秦诸子变通思想变通史学思想 　　变通史学思想是我国传统史学思想中的一大特色。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郑樵的“极古今之变”，章学诚的“通史家风”，一大批史家提倡主通明变，以变化发展的观念来认识历史，表明了变通思想已经成为传统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变通思想虽然在后世大放光彩，但是该思想在先秦诸子却已发肇端。先秦诸子是中国学术的滥觞，中国思想的一些基本概念、范畴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对变通史学思想进行一番追本溯源的考察，具有重要意义。从严格意义上说，先秦诸子并不是史家，但是先秦诸子对以往的历史十分关注，往往通过对历史的说明，来论证自己思想的合理性，而且也不乏有对历史诠释的深刻见解。如果从“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贝克尔语）和“六经皆史”的角度出发，诸子思想也可以纳入到史学思想领域，特别关于历史变化发展的思想更是如此。本文主要从三方面对先秦诸子变通史学思想作一思考：一论述变通史学产生的自然与社会条件；二概述先秦诸子对变通思想的哲学诠释；三阐述先秦诸子变通思想在历史领域中的应用。 　　一 　　先秦诸子变通思想的产生，如同其它一切思想一样，根植于现实世界，现实世界的运动变化是变通思想产生的土壤，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法运动的自觉的反映”。[1]变通思想是人们对自然界的长期观察，以及对社会历史的不断思考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变通思想作为一种历史意识，它出现的前提条件是对时间差异性要有敏锐的感受，即把时间分为两极：古与今、过去与现在。中国先秦时代人们对时间两极已经有较深刻的认识，并且对二者进行比较。早在《诗经》就发展出了“昔我……今我……”的特殊格式，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2]表达了人们对主客观世界的双重变化的切身体验。孔子在川上，发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孔子认识到宇宙的生生不息，变化无穷，历史就像无休无止滚动的巨流，不停奔驰。变通思想作为一种萌芽意识，最初产生于古人对身边日常自然现象的反映，花开花落，月圆月缺，日来日往，这些现象都会给处于童年时期的人类留下深刻的影响。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人类视野的拓展，对变化的认识也更丰富了。中国是个农业社会，天文历法对农耕社会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早期先民十分关注天体的运动变化，“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3]并且从这种自然界变化的认识中获得了普遍性的意义，“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4] 　　变通思想不仅源于对自然现象的考察，也产生于对社会历史现象的思考。周代的统治者认识到了“天命靡常”[5]，即没有永恒不变的天命，“天”并不是盲目任意地把统治权力赐于君主，而是有条件的，“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6]一方面讲“天命靡常”，另一方面又讲“永命”，这二者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天命变化的根据在于人的行动，只要统治者兴“德治”就能“受天永命”，说明统治者已经认识到变与不变的相对关系。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天下无道，“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7]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8]先秦诸子对当时“古今一大变革之会”[9]有切身的体会。当时一些进步思想家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对以往的历史作了一番考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历史图景。《易传》把古代历史分为上古和后世，商鞅把它分为上世、中世和下世，韩非则分为上古、中世和近古，通过对历史不同阶段的划分和描述，揭示出蕴含于其中变通的历史运动逻辑。 　　变通思想正是这种客观存在的反映，通过思想家的抽象思维，上升为一般性的概念。变通思想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历史意识，它的产生相当早，说明了我国古代史学发展之高。美籍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说：“我们所说的‘历史意识’是人类文明中一个很晚的产物。在伟大的希腊历史学家的时代它才刚刚露面。而且甚至连希腊思想家们也仍然不能为历史思想这种特殊的形式提供一种哲学的分析。”[10]而我国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就已经提出一系列概念、范畴，如阴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