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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玄学的性分体系 郭香是魏晋易学的最高代表。基于“玄墨之地”的“自由”观，他提出“物无大小，只要你的天性，你就有自由的存在”。随着学者们对传统儒家伦理和道教伦理的选择，传统儒家伦理和道教伦理的伦理发生了整合和变化。其中之一是“小隐林、大隐朝市”的“隐朝”，这是一个也是“隐退”的新概念。 自陶渊明被南朝的钟嵘尊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后,陶千百年来就以隐士的身份“飘逸”在人们的心目中;当然,认为陶氏颇有“康济之念”,因而断定其决非隐士之论也是代不乏人的。但通过考查,笔者发现简单地为陶渊明贴上“隐”或“非隐”的标签都是不妥的,这无法准确地把握和说明陶渊明其人其诗的价值和意义。陶渊明处在“隐逸”概念大发展、大丰富、大深化的东晋时代,并终于使他采取了“亦隐非隐”的存在方式,在田园耕读生活中求得了自身存在的统一。 一、 治“乱”也有“退” “自肇有书契,绵历百王,虽时有盛衰,未尝无隐逸之士”,(《隋书·隐逸》)“隐士”的存在,可谓源远流长。他们给人的经典印象其一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天下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守死善道”也就是象中国隐士的祖宗伯夷、叔齐那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此为典型的“儒式之隐”。这类隐士“治则进,乱则退”,(《孟子·万章》)所谓“隐”则不过是他们一时的权变。 还有一种同样“经典”的隐逸,其特点不但是“乱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