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腐败的成本收益与风险决策研究.docx

经济腐败的成本收益与风险决策研究 一、 特殊群体的特权与寻租 根据“经济人”理论，人们总是比较边缘的利益，并看看哪种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追求他们的利益。官员经济腐败同样是一种经济人的理性选择行为。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官员拥有着一定的特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特权可能形成“政治市场”,成为特殊商品,并用来进行权钱交易。一些腐败官员们为了能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可能会利用政策、制度和法律的漏洞,来支配这些特权资本,为其“寻租”活动带来空间。由于影响官员进行经济腐败的因素很多,既有内在的心理因素,也有外在的环境因素,要详细分析比较困难,但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收益与成本因素,本文以此为切入点进行经济分析。 1. 经济腐败的收入和成本分析 (1) 腐败物质收益 从官员个人的角度来看,经济腐败的收益就是利用职权从国家、集体或者行贿人那里非法获得的利益。经济腐败收益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经济腐败的物质收益,另一部分是经济腐败的精神收益。经济腐败物质收益包括现金收益和实物收益。如现金、购物卡等,以及名烟、名酒、名牌服装、电脑、手机、家电、名人字画等。 经济腐败精神收益主要表现为人情收益和官位收益。人情收益是在为人办事或谋利的过程中获得他人的感激和精神的满足。如有的官员在台上时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某企业办事,待退休后到这些企业做顾问,从中谋取长远利益;有的以权力换股权,获取长期股权分配收益和出让收益等;还有的接收了情色贿赂等。官位收益的形式有贿赂选票、买官卖官等情况。这些收益因无法估价,所以成为一些腐败官员更乐意接受的对象。 (2) 腐败行政焦虑成本的概念 官员在获取经济腐败收益的同时必需支付经济腐败成本。官员经济腐败的成本,主要是经济腐败交易成本和经济腐败活动一旦败露所可能遭受到的损失。 经济腐败交易成本包括在经济腐败活动中必须的经费支出和经济腐败者的精力支出。在现实中,绝大多数经济腐败活动,其交易费用并非腐败者个人支付,数额较大时更是如此。因为腐败官员通常都掌握一定的职权,可以由公款或公产支付,也有部分是接收了别人贿赂的实物转手支付。所以,对经济腐败者个人而言,其经济腐败活动经费支出是趋于零的。同时,经济腐败者为了进行经济腐败活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琢磨现行法律、法规和制度中存在的漏洞,寻找腐败时机,进而发掘受贿和贪污机会。 腐败无形成本主要是经济腐败者的忧虑价值。经济腐败者的忧虑价值主要表现在经济腐败者担心一旦暴露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一定的影响,即经济腐败官员因其经济腐败行为所承受的精神压力与物质损失,具体可分为心理成本和惩罚成本。心理成本,是官员履行隐匿腐败所得,逃避法纪查处,承受因经济腐败败露而身败名裂风险的成本。惩罚成本是由于经济腐败被查获后受到的惩罚而对官员所造成的物质与精神损失,它取决于对腐败的惩罚力度。这种忧虑是无形的,具有高度的主观性,因腐败者的忧虑程度不同而会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因为,风险成本是潜在的,只有那些被揭露、被查处和遭到惩罚的腐败者才会完全承担腐败的风险成本。其大小取决于腐败暴露的概率和遭受惩处的力度,是经济腐败官员最为关注的成本。同时由于经济腐败行为不可见人的阴暗特性,这会对腐败者的人格等方面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产生害怕和忧虑的情形。通常情况是,腐败者的忧虑程度越高,则越倾向于选择廉政的行为;反之,忧虑程度越低,则越倾向于选择经济腐败。这种忧虑价值即可以看作经济腐败者的忧虑成本。只要是在较轻的腐败惩治情况下,官员的忧虑价值必将随着经济腐败行为次数的增加而逐步降低。这也是一些经济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最后发展到肆无忌惮、廉耻全无的缘故。从边际分析的角度来看,经济腐败官员一旦获得职位之后,维持职位就相对容易。而经济腐败官员其腐败金额无论多少,被曝光后都可能丧失职权。这意味着经济腐败官员只要开始了第一次腐败,继续进行经济腐败的边际成本非常小,因而他们很难自发停止经济腐败活动,往往是在经济腐败泥潭中愈陷愈深,愈演愈烈。 2. 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的原则 影响腐败者经济腐败行为的因素有:经济腐败收益、经济腐败惩罚成本和经济腐败暴露的概率。这三个因素在一定时期内共同作用,直接决定着官员腐败与否的选择。 按照经济学理论分析,首先,腐败官员经济腐败收益越大,其腐败的可能性就越高;而经济腐败成本越大,其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小。在其他因素固定的条件下,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的效率越高,处理腐败的效率越高,腐败官员的腐败风险就越大,其腐败发生率就会降低。其次,对经济腐败的惩罚力度越大,对经济腐败者造成的损失越大,腐败成本就越高,相应的腐败现象就越少。再次,经济腐败行为暴露的概率则起着放大器的作用,将经济腐败的收益与成本按一定比例进行缩小或者放大,调节人们行为。因此,经济腐败官员总是遵循“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的经济学原则,选择非法的“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