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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思想的当代解读 在多年的国家安全研究中，我们将国家安全问题分为四个方面：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国家安全的保障体系，以及建立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按照这个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本文从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国家安全保障措施三个方面, 对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略作归纳和分析, 以求对当前我国的国家安全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有些批判性借鉴作用。 一 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文 自《诗经》开始, 中国历代文人都信奉一个道理:“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但凡有点学问和本事的人, 想的都是“学成文武艺, 货于帝王家。”对于帝王家来说, 最大的事莫过于维护其一姓天下的万世永存。秦王嬴政统一天下后, 自称“始皇帝”, 想的就是嬴家天下“二世三世至于万世, 传之无穷。”及至1908年, 清王朝已摇摇欲坠, 但统治者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首条仍然写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 万世一系, 永永尊戴。”即便在辛亥革命已经爆发的情况下, 清政府还在1911年11月3日颁布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第一条写道:“大清帝国之皇统, 万世不易。”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附于皇家“皮”上的“毛”, 中国古代文人士子只有为皇家服务、为皇权论证、为皇帝出谋, 才能走上“学而优则仕”的坦途, 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也才能得到“千锺粟”、“黄金屋”、“车马簇”、“颜如玉”等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等的丰厚回报。无论是科场八股, 还是朝堂策对, 甚至是诗词歌赋, 总有一个重要主题, 就是表现忧国忧民之情、精忠报国之志、治国安邦之才。以皇权为轴心的治国安邦思想, 由此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要主题, 而这些治国安邦思想, 便是中国古代的国家安全思想。治国在于安邦, 安邦便是安国, 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国家安全。 因此, 如果不是看名称而看实质, 先秦的诸子百家各个学派以及后来的经史子集各门学问, 大多是治国安邦的国家安全之学, 那些为民众日常生活服务的技术和学说少之又少, 即使农医技工等可以直接服务民众的学问, 最终也被引入维护统治者权位安全的轨道。脱离国家政治和国家安全 (当时主要是皇家政治和皇家安全) 的思想和学说, 在中国古代从来没有成为主流。虽然民间社会在中国古代也存在, 甚至有一定的独立性, 但它在总体上还是依附于政治社会的, 是以皇家为核心的政治社会的边缘性组成部分,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皇家化、政治化、安全化了。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文人士子, 在皇家功名利禄的引诱下, 无不“尽入彀中”, 难以逃脱为皇家维护统治出谋划策的藩篱和死谏死战的命运。 由此一来, 便形成了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上, 始终把政治安全特别是统治者的政权安全放在第一位, 一切以维护统治者统治地位的安全即政权安全为转移。 维护政权稳定和长存, 是封建专制时代一切国家安全活动最根本的目的。为了一家一姓的宗庙社稷, 当权者有时候也会执行一些怀柔政策, 也会一定程度上让利于民, 也会讲一些爱民的道理, 表演一些爱民的节目, 但这本质上都是为维护其统治地位服务的。如果危害到其统治地位和政权安全, 任何受民惠民的政策和措施就都会消失无迹。 在统治者这种政治立场的引导下, 文人士子只能在维护至少是不危害统治者统治地位的前提下, 有限制地论述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古今文人津津乐道的孟子“民贵君轻”说, 其出发点、落脚点和目的, 其实都是统治者的政权巩固和江山永存。在“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之后, 孟子紧接着便说:“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显然, “贵民”只是手段, “为天子”才是目的。这一点在孟子另一段话中得到了证实:“乐民之乐者, 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 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 忧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这里之所以要帝王们乐民忧民, 根本目的并不在为民, 而在成王、称王、万世为王。 与“民贵君轻”论一样常被人们提及的还有更早的“载舟覆舟”论。依战国末期赵国思想家荀子所言, “载舟覆舟”论源于春秋时孔子, 一是孔子所做《易传》, 二是孔子答鲁哀公问时所说。存于《荀子》的两段相关文字, 一段出自公认是荀子原作的《王制篇》, 另一段出自后人置疑的《哀公篇》。《荀子·王制》中的原文是:“马骇舆, 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 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 则莫若静之, 庶人骇政, 则莫若惠之。选贤良, 举笃敬, 兴孝悌, 收孤寡, 补贫穷, 如是, 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 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 舟也;庶人者, 水也。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此之谓也。”在《荀子·哀公》中, 孔子在回答鲁哀公关于如何统治国家的询问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