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传》的遭遇.docxVIP

《武训传》的遭遇 武训是清朝后期山东堂邑的一个乞丐，由于乞讨集资兴办义学，最后被清政府封为“义学子”。穷苦百姓感谢他的善良之心，把他与孔圣人相提并论，称之为“武圣人”。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从1943年起，每年都在重庆发起“武训诞生纪念会”，请社会名流讲演，邀艺人献艺，大力宣扬“武训精神”。1945年夏是“武训诞生107周年纪念会”，恰好在重庆北温泉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工作的著名导演孙瑜也参加了，于是陶行知请求孙瑜拍一部关于武训的传记片，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他艰苦办义学的经历。古道热肠的孙瑜当场应允了陶行知的请求，开始了构思《武训传》的剧本。 1947年晚春，结束在美国工作的孙瑜在南京家中完成了剧本初稿。在一个叫王瑞麟的副厂长的协助下，《武训传》被纳入“中制”厂的生产方案。同时拟定由赵丹饰武训，张翼饰周大，周伯勋饰张举人，吴茵饰钱妈，童年时代的武训由孙瑜的小儿子孙栋光饰演，性格倔强的婢女小桃那么由还在南京师范读书的女学生——18岁的王蓓饰演。 这年7月，孙瑜在北京郊外开摄《武训传》第一个镜头。仅仅三个月左右，便完成了三分之一的镜头。可就在这时，“中制”厂因经费不继宣告了要停拍《武训传》。蔡楚生、郑君里等老友挺身而出帮助斡旋，1948年2月得以由“昆仑”厂花150万金圆券购下《武训传》版权和已拍好的胶片，说好了影片仍由孙瑜执导继续拍摄。 然而，因为迎接祖国解放，昆仑影片公司正加紧赶拍《三毛流浪记》和《乌鸦与麻雀》，所以《武训传》一时难以排上日程，加上局部演员已经离去，实际上更增添了续拍的困难，这让孙瑜感觉希望十分渺茫了。 “武训这个名字听说过……”周恩来稍作思索后说，“对他不怎么熟悉，他老年时好似在山东一共办了三个‘义学’，可后来都被地主们拿过去了……”周恩来似乎还想说什么，但周围的人围得越来越多，纷纷要与他握手谈话，以至于中断了与孙瑜的交谈。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孙瑜还是从周总理对武训的“义学地主拿过去了”的话中有了新的认识。对，何不把《武训传》写成悲剧武训办“义学”，却被地主阶级“拿过去”的悲剧，更能启迪人们的思想：穷人假设要获得文化，首先要取得政治上的翻身解放。影片既歌颂武训艰苦办义学的精神，又要批判他单凭“念书能救穷人”的错误思想。歌颂与批判容纳于一部影片中，集中在一个人物身上，孙瑜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探索性难题。 1949年年底，昆仑影业公司对年初从“中制”厂购置来的《武训传》局部拷贝进行了反复审看和讨论，决定在《乌鸦与麻雀》拍完之后，立即把《武训传》推上去，但剧本要进行适当的修改。根据编委会意见，在修改中，孙瑜丰富了周大武装斗争的情节，还增添了许多揭露封建统治阶级“愚民政策”的具体细节。剧本改出后，编委会觉得有必要就《武训传》的拍摄问题征得军管会“上海电影管理处”的同意。1950年元旦刚过，电影管理处的领导同志夏衍、于伶、陆万美三人被邀至“昆仑”资方人员任宗德寓所，与孙瑜一起共谈剧本的修改情况。夏衍慎重提出“武训缺乏为训”的意见，于伶那么介绍了老解放区模范教师陶瑞于的题材。陆万美同志因事先得知《武训传》的是否上马关系到“昆仑”的经济问题，故建议；“在头尾加一小学校纪念武训的场面，找出一新的小学教师来说话，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 这天晚上，《武训传》经上海电影管理处领导同志的口头通过。决定立即上马投入拍摄。后来影片中由黄宗英扮演的那位小学教师在影片首尾对武训的批判，就是那次会议后增添上去的。影片结束时，小学教师对学生们说：“他(武训)这种个人的对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被地主们抢过去了。所以，单凭念书，也解放不了穷人……中国的劳苦群众，经过了几千年的苦役和流血斗争，才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之下，推倒了三座大山，得到了解放!” 1950年2月，孙瑜快乐地和《武训传》摄制组的创作人员奔赴山东堂邑柳林镇武庄，在武训的故土再次转动摄影机，开始了解放后续拍《武训传》的第一个镜头。1950年冬末，这部横跨解放前后两个时代，又曾几度中断的《武训传》终于结束了全部摄制工作。也是不祥之兆，工作结束前剪辑室发生了一场火灾，差点把孙瑜的多年心血化为灰烬。值得庆幸的是那场大火只烧去一些字幕和背景画面的拷贝。 昆仑影业公司像以往一样，每推出一部新片都要举行新片招待会。《武训传》招待的第一批观众是新闻界、评论界和电影界同行。孙瑜和赵丹等人也坐在席间，静候那些表情冷漠的评论家的“评语”，等待那些影界同行吹毛求疵的“挑剔”。可是，这回他们彻底地失望了。场灯大亮时评论家和同行们大都坐在座椅上一动不动……突然。不知是谁第一个鼓起掌，仿佛是一个提醒，所有观众的掌声一下子雷鸣般爆发出来，成功了!感情奔放的赵丹紧握孙瑜的手。眼眶潮湿的孙瑜此时此刻想到的却是：现在总算可以告慰四年前病逝的陶行知先生——他1944年在重庆北温泉的嘱托终于实现了! 195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