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应性社会生物学,在遗传学的开口和托词下的斯宾塞式辩护.docxVIP

反应性社会生物学,在遗传学的开口和托词下的斯宾塞式辩护 简而言之，比较是一种合理的比较形式，比较是我们理解事物唯一可行的手段。因此, 生物社会学家的错误不在于运用了这种手段, 而在于运用不当。他们不是要借助生物学知识来检验社会学研究, 而是试图从生物学规律推出社会学规律。 埃米尔·涂尔干, 1898年1 社会学为了把自己建成为一个学科, 仅仅同哲学和心理学分离是不够的。本文作为题铬引证的这段话已经发表整整100年了, 它再次提醒人们注意常常被忽视的社会科学在学界艰难立足的问题:社会科学不得不首先——或者说优先——批驳“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生物社会学”在19世纪末根深蒂固地树立的那种广泛的主导影响。所以, 涂尔干在方法论上的警告使我们面对今天“学术圈”借以在广大公众眼里制造戏剧效果的若干理论争论, 产生一种“似曾相识之感”。这是一种表面的和或多或少偶然的相似, 抑或意味着一种观点的复兴? 帕特里克·托特将在本刊这一期 (《第欧根尼》第180期, 1997年10—12月) 的最后再度阐述他在一篇今天堪称经典的论文中提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据他的看法, 各种准科学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特点即是具有相当稳定的结构, 能够从一个时代渗透进具有不同学术环境的另一个时代, 只要后者提供它们一个入门之径:“反应性社会生物学, 在遗传学的借口和托词下产生的斯宾塞的生物社会学, 乃至这种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