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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顺隆时期的精神病人犯罪 一 修文:“报官锁层” 不用说，如何防止人们受伤。是精神疾病患者控制的最重要环节。清朝初年,由于军国事务繁忙,这一问题尚未引起当局足够的重视;直到清王朝统治巩固之后,因疯人滋事案件时有发生,地方官吏才纷纷提议采取对策。康熙二十八年,刑部覆准山东巡抚的建议,令嗣后“疯病之人,应令父祖叔伯兄弟或子侄亲属之嫡者防守,如无此等亲属,令邻佑乡约地方防守;如有疏纵以致杀人者,照不应重律杖八十”1。这是清政府针对精神病人“滋事”问题颁布的首条预防性措施,其意重在责成精神病人的亲属邻里提高责任意识,防范精神病人滋事生非,其运行则全赖精神病人的亲属邻里是否自觉自愿。因此,这一措施与其说是一项强制性政令,不如说是一条警示性建议,实际效果可想而知。 雍正九年,四川发生一起疯人杀死多命案件。有感于精神病人管制措施之乏力,川督题请刑部下令将所有的精神病人强行锁禁,以防其残害人命2。据其所言,川省已试令地方官对精神病人实行锁锢,但因这一措施执行情况如何与地方官的考成无关,又因川督无权惩治违抗该项政令者,所以在执行过程中收效甚微。经过斟酌,刑部决定采纳其建议,命令染患疯疾之人,“俱报官交与亲属看守”。为了有效贯彻这一政令,刑部相应制定了惩罚措施,基本内容如下:疯病之人俱报官交与亲属看守,如果看守不严,以致疯病之人自杀,其亲属、邻佑杖八十,地方官、该佐领罚俸三个月;如果疯病之人致死他人,其亲属、邻佑杖一百,地方官、该佐领罚俸一年2。乾隆五年,这一政令经修改正式附例,形成定制: 各省及八旗,凡有疯病之人,其亲属邻佑人等,即报明地方官、该佐领处,令伊亲属锁锢看守;如无亲属,即令邻佑乡约地方族长人等严行看守。倘容隐不报,不行看守,以致疯病之人自杀者,照不应重律杖八十;致杀他人者,照知人谋害他人不即阻挡首报律杖一百。如亲属邻佑人等已经报明,而该地方佐领各官,不严饬看守,以致自杀及致杀他人者,俱交部议处。1 这就是所谓的“报官锁锢”例,其要求是在报告官府后,根据有无亲属,对精神病人实行亲属锁管或邻佑锁管。此后清政府基本循着这一原则来管制精神病人,它构成清代精神病人管制政策的核心。 然而,乾隆五年例存在明显缺漏,即既未说明如何报官锁锢,也未规定具体锁锢期限,在实施过程中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清政府于乾隆三十二年作了补充: 疯病之人,如家有严密房屋可以锁锢的当,亲属可以管束,及妇人患疯者,俱报官交与亲属看守,令地方官亲发锁铐,严行封锢。如亲属锁禁不严,致有杀人者,将亲属照例严加治罪;如果痊愈不发,报官验明,取具族长、地邻甘结,始准开放。如不行报官及私启锁封者,照例治罪。若并无亲属,又无房屋者,即于报官之日,令该管官验讯明确,将疯病之人,严加锁锢监禁,具详立案。如果监禁之后疯病并不举发,俟数年后诊验情形,再行酌量详请开释,领回防范。1 很明显,增补条例比较具体地规定了“报官锁锢”程序及开释条件,这就使地方官在实施过程中能够有所依从,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原例的空泛性。按照此例,在报官注册后,将根据有无亲属及房屋,对精神病人实行亲属锁管或官府监管。需要说明的是,据律例馆所言,此例只施于平人,但实际上每逢旗下正身及家奴与职官等染患疯病,也大体按照此例办理。例如:乾隆四十八年,厢黄旗蒙古委署笔帖式因疯逃走,自行投回,审明家有房屋,交伊父领回锁锢。嘉庆八年,正黄旗汉军马甲曹常文之妻方氏因疯于皇后车驾经过处突出道旁,审明后锁禁。嘉庆九年,厢红旗蒙古闲散常有染患疯病,刑部发给锁铐锁锢。因此,嘉庆十一年,律例馆复行申明:“疯病之人毋论旗民均应锁锢”3。道光年间,广东地方巡检蔡维垣因疯妄讦印官,两广总督以其籍隶直隶,广东并无住房可以锁锢,即交其母领回防范不能管束,奏请解回原籍锁禁4。 从形式上看,不能说报官锁锢例不够严厉,但从实际效果看,这一例文之运行其实并不理想。因为精神病人的亲属常常藐抗法令,不肯上报官府;而左右邻舍,只要精神病人的亲属不去报官,也一般不会主动赴县呈告,因为这既浪费时间,又损伤邻里和气,甚至难免涉于词讼。例如,道光年间,周某染患疯疾,“伊父周建爱怜其子,未肯报官锁锢”5;孙某染患疯疾,时发时愈,其父因其并未滋事,嘱令长子及邻佑不必报官。6如是,地方官虽然有法可依,但因下情不能上达而无计可施,“报官锁锢”例不得不流于形式。从下文看,在清代律书及案例汇编等史籍中,载有不少疯病杀伤人命案件及其处罚条例,这也正好说明报官锁锢例之乏力。 不难理解,精神病人的亲属之所以藐抗法令,主要出于“爱怜”之心,因为精神病人一旦遭到锁锢,便难以获释。道光六年,杨某因疯锁禁。未及一年,伊父以其疯病痊愈,呈请开释。刑部以为监禁不到一年,按例不应释放,只是既然其父呈请开释,不妨先行查明“伊父是否可以管束,将来旧病举发是否另行找有严密房屋可以锁锢”,再行酌情办理7。道光二十五年,刘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