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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运动对法国品牌汽车的影响研究 一、 日本抵制运动 2008年8月，第29届中国奥委会在北京成功举行，并实现了13亿中国人在100周年纪念日的梦想。不过, 奥运期间, 奥运火炬在法国巴黎传递的过程中受到了部分人的阻挠。奥运火炬传递受阻, 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怒, 并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抵制法货的民间运动。 中国消费者抵制外国商品运动最早发生于1905年5月, 中美关于《限制来美华工条约》的续约谈判移至北京期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积聚了十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全面爆发, 由此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经济抵制运动——抵制美货运动。这次运动重创了美国对华出口:美国纺织品、石油、烟草以及面粉公司在华销售短时间内均遭受重挫。之后, 抵制外国商品运动在中国频繁发生, 肇因主要包括:1908年中国政府在澳门查处日本军火走私船事件, 1915年“二十一条”的签订, 1919年“凡尔赛合约”的签订, 1925年的“五卅惨案”,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等等。这一系列事件引发的商品抵制运动的对象大多是日本商品, 这与日本当时对中国国土的觊觎和侵华事件层出不穷有关。从近代中国一系列商品抵制运动中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随着时间推移, 抵制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在发生变化。1905年反美商品抵制运动, 以及早期一些针对日本的抵制运动, 经销商担当了主要的发起作用;1919—1921年的抵制运动则主要由学生发起;到了1925年, 国民党政府发现“民气可用”, 进而开始正式或非正式地介入到各种抵制运动中, 并充当重要角色。 新中国成立后,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缺乏与西方经济的往来, 没有出现商品抵制运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商品抵制事件时有发生, 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抵制日货运动1, 反韩情绪2, 以及本文研究的北京奥运期间的“抵制法货运动”。 商品抵制运动的经济效果是一个重要而有趣的问题。Remer (1933)指出:从效果来看, 新中国成立前的商品抵制运动从未达到过发起人的初衷。例如, 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结束后, 美货销量出现了成倍增长。消费者的抵制行为似乎仅仅是对美货消费做了“时际替代”而已。并且, 在抵制运动期间, 日本与德国的相关厂商是抵制运动的主要受益者。更具讽刺意味的是, 1909—1929年日本对华出口统计表明, 1919—1925年日本对华出口量达到了最高峰, 而这一时期国内抵制日货运动最为激烈。 然而, 现有文献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商品抵制运动鲜有研究。基于此, 本文试图研究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的抵制法货运动对中国境内合资企业生产的法国品牌汽车销售量造成的影响。我们想知道, 法国车系2008年4月之后的销售下降 (参见图13) 是否是因为商品抵制运动造成的?或即使没有抵制运动, 法国品牌汽车同样无法获得中国消费者的青睐?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本文采用的主要分析方法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DID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 方法。Ashenfelter and Card (1985)首次运用DID方法, 研究政府资助的培训项目对项目参与者工资水平的影响。Card and Kruger (1994, 2000)运用该方法估计了新泽西州提高最低工资法案对该州快餐店工人工资水平的影响。此后, 作为估计特定政策效果的分析框架4, DID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5。在本文的实际估计过程中, 我们运用了现有研究提出的最新数值计算方法, 如Cameron and Trivedi (2009), 从而提高了估计的质量。 国外关于商品抵制运动经济效果的文献并不丰富, 且结论各异。其中, 一些实证研究发现, 商品抵制运动对目标公司的股价造成了负冲击 (Friedman, 1985;Pruitt and Friedman, 1986;Pruittet al., 1988) ;而另外一些研究则发现商品抵制运动没有显著的经济效果, 甚至目标公司股价出现上升 (Kokuet al., 1997;Teohet al., 1999;Epstein and Schnietz, 2002) 。由于都是以抵制法国商品为研究对象, 我们特别注意到Bentzen and Smith (2002)和Chavis and Leslie (2009)两篇文献, 前者利用法国产红酒在挪威的月度销售总量数据, 研究1995—1996年法国进行核试验前后, 发生在挪威境内的抵制法货运动的经济效果;后者利用不同品牌的法国红酒在美国四个主要城市的周度销售总量数据, 研究法国反对伊拉克战争而导致美国境内消费者发起的抵制法货运动的经济效果。Bentzen and Smith (2002)的研究表明, 在核试验发生前后, 法国产红酒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