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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文学研究若干问题的反思——学科、文学史 及其研究方法(一) （一）关于反思 今天要讲的题目：“对当代文学研究若干问题的反思”，主要针对学科、文学 史及其研究方法几个方面。说到“学科”、“文学史”、“研究方法”，感觉 是一些比较宏大的命题；而宏大，往往意味着大而无当、无的放矢。因此，我 愿意使用“反思”这个词，从“反思”谈起，并且希望在柯林武德关于“反 思”（reflection）原来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 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谈到“反思” （reflection，中文意为：反射，影像，倒影，反省，沉思，反映），他对反 思的理解，并不像这个词一度在我们这里被理解的那样，是一种“逆反”或 “对着干”，比如在阶级斗争观念盛行的年代，“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 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柯林武德的“反思”却不是这样的。他 认为，反思的对象不仅涉及客体，更主要针对的是那种与对象相关的主体的 “思想”，或建构了对象的主体自身的思维方式。因此他说，“反思”的哲学 本意，不仅在于它所“关怀的”对象客体，也包含“思想对客体的关怀，故而 它既关怀着客体，又关怀着思想”[1]。因此，我所说的反思，是对包括自己在 内的当代文学研究所经历的历史过程的思考，既包含对研究对象的审视，同时 也更是对80年代以来，大家共同经过的当代文学研究历史过程的重新打量。这 就是我在今年《中国社会科学》第四期发表的文章《关于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 反思——以赵树理小说为例》中所涉及的，我不同意对80年代重写文学史以来 所形成的对“十七年”文学的粗暴否定，我的这种看法并不是出于一种怀旧， 或者打算在这个问题上翻烙饼或炒冷饭：把“文革”中受批判的作品来一番简 单的肯定，再对80年代对这些作品的批判作一番简单的否定。而是考虑到，这 种翻过来、掉过去的做法，在历史上并非绝无仅有，对历史上的错误，“以其 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本来是想告别错误、抛弃错误，实际上却把一种错误 的东西，在批判中对象化为自身，在固有的思维框架内转圈，其实并没有脱离 一种简单、武断的“大批判”思路，也就不能把对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所以 我说：“对我而言，重新打量“十七年”小说[2]，源于对一种元叙述的不信 任，这种不信任，是学术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也是深化研究的前提。”也就 是说，对这一段历史的反思，是当代文学研究在当今学术发展背景下的必然结 果，从而也为深化研究提供了机遇。 我不同意那种所谓“搞不了古代文学研究搞现代，搞不了现代搞当代”的说 法。这种对现代分工科层化趋势加以等级制的说法，之所以不能成立，并不在 于这种说法使研究当代文学的人感到自己的学术地位受到动摇或威胁；而是这 种文化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也从根本上动摇了不同学科的根基。文学史家 胡适曾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而且历史是一个环环相扣（coherent）的 发展过程。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看法：古典文学才有学问，当代文学有什么学 问！我回答这种看法说：没有“当代文学”，哪来的“古典文学”？这是因 为，任何古代文学都曾经是他们所处历史环境中的“当代文学”，从而流传下 来，成为今天的古代文学经典。换句话说，今天的古典，在一定意义上都曾经 有过他们的“当代”。而且，研究者特别重视的不是后来的人对那些文学怎么 说，他们认为最值得重视的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那些“当代人”的接受和 评价，也就是那些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流传下来的理由和根据。“历史终 结”或“历史断裂”的说法，之所以需要反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 以一种武断而片面的结论，忽视或抹杀了历史实际存在的环环相扣的逻辑关 系，历史文本的上下文关联，或者说一种历史的相关性。 这里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赵树理小说在80年代曾经作为服膺政治的一个代 表作家，也作为文学史断裂的突出例证。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赵树理自己 曾经也提到的，他的小说是“问题小说”，也就是为解决一个实际问题，落实 一项实际政策服务的。但实际上，问题恐怕没有那么简单。这样就需要拿出当 年赵树理小说产生过程的一些实际材料来说话。 早在上世纪40年代，赵树理在解放区刚享有文名，他作品不同于五四新文学的 特点就引起人们注意。历史吊诡在于，80年代对赵树理小说的否定意见，当时 曾以肯定的面目出现。比如，当时左翼文化人和批评家纷纷称赞赵树理响应 “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号令，代表“工农兵方向”， 因此才取得文学上的成就。这一点正是80年代赵树理为人诟病的主要问题。40 年代批评家对赵树理的肯定，却为日后批判埋下伏笔，虽然当年他们绝无此 意，但这样的后果，也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