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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高坎集会话戏曲 勘探村是一个大型城市，在距离村庄很有名。每到庙会期间,各个村子都在争着举办这种庙会,但是有的村子小,没钱单独举办;有的虽有钱能举办,但因为没有这里力量大,请不来好的戏班子。从而,都不如这里的戏演的好,演的时间长。一般地来说,每年都要搭台演唱个十天半月的。所以逢到庙会期间,远近各村的人都起早贪黑地赶过来看戏,凡是有嫁出去的女子,都要坐着小驴车子赶回来住娘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的,就为着看这野台子戏。母亲便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不论是在她嫁出去之前,还是在她嫁出去之后,都必定要天天赶到戏台子底下,从头到尾地看个不停。 听母亲讲,各村镇为了争办这种社戏,还时常引起纠纷来。她说有一年,有一个村子的会首(即当时的村长和镇长)为着争办社戏而吵翻了天。有个村子的会首一睹气,朝着火神庙上了大供,祷告说:“我们不是不给你老人家演戏,只是咱们村子的会首没有人家大高坎的会首硬,戏班子被人家霸占过去了,咱们想请也请不到呀!你火神爷要是真有灵验的话,你就烧他一把天火,从东头烧到西头!”后来,姥姥住的那个大高坎集,就真的着了天火,从东头一直烧到西头。有个挑担子的人幸灾乐祸地从街上走过,说:“烧吧,烧吧!我是灶王爷贴到腿肚子上的,人走家搬。你那天火,能烧着我什么毛!”那人还正在得意呢,不提防他自己的裤裆外边真就叫火星子给崩上,很快地冒出火苗子来了。 这也许是那一带人编制出来的传说故事吧,实际上未必当真就有此事;或者是虽有,但也未必就如同传说中所讲的那样神气。 母亲得天独厚地生在大高坎那个集镇里,能有机会看到那么多的社戏。她酷爱那些戏曲,准确一点地来说,凡是民间文学的东西她都生性酷爱,因此逢到庙会的时候,她便特别的兴奋,不吃饭不睡觉也要盯在那野戏台子下面,一场也不肯落下。这时候,又到了发挥她那记性好的特长时候了,她每看过一出戏,不仅能把故事情节一铺一节地给你讲述出来,而且戏中的一些好的唱词儿,她也能够给你一句不落地背诵出来。所以,她每次看过戏回来之后,便能对家里边的人和周围邻居没有过去看戏的人们,头到尾地讲说一遍,甚至还念出那些主要段子的唱词来。以后过了多少日子,乃至于过了多少年,她还能依然如昨地把这些戏讲给人们听。所以时间长了,家里的人和邻居们都推她出来做“戏代表”,大家有不能去的,或者是一时间不愿意去的,都可以放心地去干自己的营生,回来之后找“戏代表”再给他补上这一课就是了。 除了戏曲之外,她也爱听评书、大鼓、相声和莲花落子,也爱听人讲故事和说笑话。听了,她就能记得住。那些小故事、小段子不用说了,就是成本大套的评书,诸如《三国》《水浒》和《西汉演义》《东汉演义》什么的,她也都能够记下来。只要有了适当的机会,她就会很高兴地一遍又一遍地讲给别人听。 后来,她熬到了我能读书识字的时候,便真正地感到了解放,因为从此之后,她便得到了一个来之容易、随手可得的汲取源头——可以由我来给她阅读那些通俗演义小说了。那时候,我们总是不惜余力地四处收罗寻觅,只要能够找得到的书都想尽办法掏换过来。那真是无书不读呀!什么《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杨文广征南》《罗通扫北》《呼延庆打擂》《十粒金丹》《瓦岗寨》《济公传》《飞龙传》等,几乎是现在人们听到过的和没有听到过名字的书,都看过了。 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正是家境最为困难的时候。母亲白天织席子养家糊口,一天忙到晚已经累得够呛了,但是一到了晚上,她却偏有浓郁的兴趣让我给她读那本刚刚从邻居家里借到的一本《薛丁山征西》。因为没钱升炉子,屋子里是很冷很冷的。坐着读不行,只能全家都躺在被窝里听我来念。念得时间长了,我伸在被窝外拿着书本的手冻僵了,抗不住劲了,便由母亲接过书来举着让我念。她举得时间长了也抗不住了,便由睡在我身旁另一侧的二姐接过来捧着。冬日里天黑得早,我们这种被窝里捧着读书的接力棒,有时甚至一直传递两三个小时。 最近,我看到台湾作家唐翼明回忆母亲给他写的信说:“明儿,妈妈有了你,就比当皇帝还富有。”听起来真叫我惭愧,因为我从来没有使母亲富有过。解放前,我跟着她过的是穷困的生活;解放后,她跟着我过得也不富裕,除了精神上还有点慰藉之外。我对于母亲没有任何的的安慰与回报,除了小时候给她读了许多章回小说让她开心之外,其他的事情一无所有,甚至连一个普通的孝顺儿子能够做到的事情,都没有做到。虽然,自从打我懂事的时候起,她就曾指着过年时贴着的年画,一次又一次地给我讲那《二十四孝》的故事,还有什么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的传说。让我记得最深刻的是,母亲有一次在邻居老太太带着儿子过来吃茶的时候,非常真挚地对邻家老太太说:“只要听到别人说儿子一句好,我就比吃了蜜糖还要甜。”我听了这话,心灵大受震颤,难过得差不多要流出眼泪来。因为非常遗憾,我一生里很少听到有人真挚地称赞我一句好,特别是当着母亲的面(当然,那些客套的、敷衍门面的、有意奉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