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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朝的乡品与官品 一、 魏晋时所任之官是否为异品间的对应关系 魏晋官员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值得研究的问题。早在50年代,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就提出了“乡品与官品相差四品说”,主张中正品第与起家官品间有着严格的对应关系,且两者的对应差额为四品。如中正品第为一品者,起家官即为五品;中正品第为二品者,起家官则为六品;这样比中正品第低四等的官品就是起家之官,故通过一定的乡品,就可以预测出相关人物在仕途中最后可以达到的官品①1。自宫崎市定倡导此说,在日本史学界影响甚大,目前似乎已成为定论。近10年来,随着国内史学界对魏晋选官制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专家和学者开始对此说提出质疑。如周一良先生就明确指出:“或谓魏晋时起家官品与中正所定之品相差约四级,如中正上为二品者,起家官即为六或七品,此说未见确据”②2。阎步克先生又提出了“乡品与具体官职联系说”,主张中正品第虽与所任之官有密切联系,但乡品直接联系的是具体官职,而非官品,因而认为乡品与官品之间“并无严格的对应关系”③3。陈长琦先生则提出不同意见,他在《魏晋南朝的资品与官品》④4一文中认为,“特定的资品与起家官品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有着大致的对应关系。”并指出这种对应关系,最初在曹魏时是相差三品,入晋以后则变化为相差四品,即:“资品二、三、四品的起家官品与其资品间的差距,由相差三品变为四品。资品五品的起家官品,在与资品相差三品到四品间浮动,而资品六品与起家官品则仍保持着相差三品的距离。” 陈长琦先生提出的“始则相差三品说,入晋后相差四品说”,实际上还是在宫崎市定“相差四品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是指出了前后的变化,从而避免了以往那种过于机械的说法。然而,无论是宫崎市定的“相差四品说”,或是陈长琦的“始则相差三品,入晋后相差四品说”,均存在着一个共同问题,这就是他们都把乡品序列中的上品与下品相提并论,不作区分,并由此来考察乡品与起家官品间的所谓规律性与对应关系的。事实上,魏晋时期的上品和下品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人才等级概念,是简单的乡品序列组合,而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因而它们与起家官品间的对应关系也是完全不相同的。魏晋时乡品在三品以下者(即史籍所载之“下品”与“卑品”),其乡品与起家官品的关系大体如陈文所示,以相差四品居多,间或也有在三品至四品间摇摆,或较固定地保持着三品差距者。然就上品二品与起家官品间的对应关系来说,却并非是曹魏时相差三品,入晋后则扩大为四品,而是高低不等,在任官层次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有鉴于此,本文拟对魏晋时期的上品及其与起家官品的关系等问题作一专门探讨,错误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二、 关于品的性质:品是综合关系和竞争优势的一种标识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中正品第中的上品和下品同属于辨别人才优劣的等级评定序列,并依此考察魏晋任官及其与乡品、官品的关系,致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出现了偏差。事实上,上品与下品虽然有着基本相同的属性,即它们都是由中正所作出的一种区分人才优劣的等级评定形式。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基本属性相同的乡品,由于被评定者的社会等级不同,以及某些特定的乡品往往被某些特殊阶层的人物所独占,从而使其完全失去了原有特定的意义,而具有一种新的内涵和社会属性。 魏晋时期,由于门阀制度的逐步确立以及士庶等级界限的严格区分,上品与下品同社会等级制度结合得愈来愈紧密,其间的差别日益明显,这就使上品和下品蒙上一层浓厚的门阀等级色彩,并由此决定了其各自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和政治集团在国家权力分配中的不同地位,以及在起家官品高低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由于上品和下品具有不同的社会属性,是区别士庶的重要政治界标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将上品与下品区分开来,并对上品的含义及其内部等级构成作一剖析。 自曹魏创立九品中正制,中正品第虽有九等,然其类别却只有二,即上品与下品。所谓上品,按照班固《汉书·古今人表》的区分方法,应是指上上、上中、上下三级,也就是中正品第的一品、二品和三品。但事实是,魏晋史籍所说的“上品”并不包括一品和三品,而是专指乡品二品。唐长孺先生指出:“一品徒有虚名,无人能得到,所以二品就算最高”;又说,晋初“三品似乎也在上品之列,但当时三品已不受尊重,以后便一律算卑品了”①5。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如沈约在《宋书·恩幸传》序中说:“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晋书·温峤传》载其奏军国要务第六条亦说:“使命愈远,益得其才,宣扬王化,延誉四方,人情不乐,遂取卑品之人,亏辱国命,生长患害,故宜重其选,不可减二千石见居二品者。”都清楚地表明二品就是上品,自三品以下统属卑品,也就是下品。 上品和下品作为乡品序列中的等级评定形式,最初只是为了区分人才优劣,第其高下,并不含有区别士庶的意义。沈约称:“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