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苏轼词的艺术成就及其贡献.docxVIP

浅论苏轼词的艺术成就及其贡献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式（文、书、画等）奇才。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据研究，苏轼进入词坛较晚，苏轼在《与鲜于子骏》信中说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信中所谓“近却颇作小词”，即指熙宁八年（公元1075，四十岁）所作《江城子·记梦》《雨中花·初至密州》等词，此在《东坡乐府》中亦得到印证。然而短短几年的关于词的创作中，苏轼的才华就已得到巨大的体现，在后来的整个词学生涯中，苏轼的词学更是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乃至派别，持续而深远地影响着整个中国词学史。 苏轼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我们不妨先将视线转移到宋史上以管窥苏词在其时的影响： 徽宗年间，苏轼已逝，据史料称“徽宗年间，虽禁‘苏学’”，然“四海文章慕东坡，皆画其像事之。”文人学子愿意冒着鼎镬之祸而拥护苏轼，足见其影响之大，更重要的是，其时以“六君子”为主的“苏学”门派已蔚然成风，比如“苏门四学士”中的秦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说：“少游自辟蹊径，卓然名家”“而其所以契合长公（苏轼）者颇深。”夏敬观在《吷庵手校淮海词跋》中也说：“少游学柳，岂用讳言？稍加以坡，便成为少游词。” 如此足见苏轼对其影响之深邃，到了南宋又出现辛弃疾、张孝祥、陈亮、刘过等“豪放词”继承者，并真正意义上形成影响深远的派别。而实质上，苏轼的种种影响与其本人多舛的仕途、复杂的思想和始终徘徊在“出入世”的精神等是有着必然的渊源关系的。 另外，更重要的是，“苏学”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六君子”时期，难能可贵的是“苏学”的影响在封建史上从未间断。据《中国词史》和《中国历代词研究史稿》 等史料分析，北宋灭亡后，苏轼词派分为南、北两个支派。 一派行于北，盛行于中州，以《东坡乐府》为主，为蔡松年、吴激、元好问等名家所崇，该派作品多收录于元好问《中州集》之所搜集。 另一派传于南，则为张元幹、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等南宋词人所崇，词风激昂慷慨，陈词激烈，颇有苍莽遒健之势。 宋灭金兴，乃至于明清之际，苏轼词的影响始终不曾衰落，从南宋陆游、辛弃疾，金元好问，明袁宏道，清陈维崧、查慎行、纳兰性德等词林后学的继承，对于清初“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影响等，一条清晰而完整的“苏学”脉络得以展现，或学其纵横恣肆，或承其“载道”士气，或摹其清婉隽永，或习其淡雅清丽等等。 如此可见，无论是苏词中“豪放派”、“婉约派”、“清雅派”的形成还是后来的“南北分化”，苏词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中国后世词史的轨迹。 苏轼为何能够在历史上形成如此深远的影响和如此崇高的地位？ 缘由一：苏轼本人对于传统“大同”“忠恕”“纲常”等儒家大精神、大人格的禀赋。由于苏轼的思想从根砥上有着儒学的“载道”“匡济”的理想，加上豪放豁达的性情，形成了他作品中，既有“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大学”精神，又有“养浩然之气”的孟子阳刚气息，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苏派”词人深为感染，特别是在飘摇欲坠的北宋政权历“澶渊之盟”和“南渡”以后，在“废池乔木，尤厌言兵”的山河破裂岁月之中，“苏派”爱国词人正是在这种鞭策下延续着一种豪放不羁和“经时济世”的精神和“忠国忠君”的思想。比如苏轼在元丰六年（1083）夏秋所作的《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中所言“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其时他刚经历了“乌台诗案”遭贬黄州，而他却以极其阔达的胸怀面对这人生的际遇，在这种精神的深深地影响下，后世如陆游《秋波媚》：“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辛弃疾《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等等，陆、辛两人也正是在这种报国无门和遭遇贬官之际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其词风对于苏词有明显的沿袭痕迹。 缘由二：苏轼本人多舛的人生历程。从《东坡年谱》考察得知，从熙宁二年到元丰五年这十几年间，苏轼先后经历了王安石“新政”和“上书神宗，论朝政得失，忤王安石”贬杭州通判、“知密州，重葺超然台”以及“乌台诗案”后贬黄州团练副使和“筑东坡雪堂，自号东坡居士”并“两游赤壁”的系列重大人生和心身的变故：从“旧党”到“新党”、从“熙宁变法”到“元祐更化”的政治事件、从辗转密州、徐州、湖州再到贬职黄州、常州、杭州。这期间，苏词的精神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使得他由原先的“豪放”而转入早年的“婉约”之中，并超越了早年的“婉约”之风，使之渗透了“眼界大”“感慨深”（《人间词话》）的“士大夫”忧患观和知识分子的良知品格。 此外，苏轼本人的家学渊源（苏洵、苏澈等对其影响）、自身的天资禀赋、动荡的社会局势等等也成为影响其创造的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