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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社区演变的空间响应 1 城市景观的多样化 改革开放前，单位社区在城市景观上表现为一个封闭的自治区域，并具有独特的社会主义城市景观。由于在经济和社会组织上的自封闭，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和单位职工的日常活动也由此受到局限。一些研究认为，高墙下的单位是围合的集体化生产空间，按照技术功能的要求，空间布局上吸收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学家的象征意义原则（MaWu, 2005）。1978年后，伴随着城市经济结构调整和房地产、土地市场的相继形成，作为城市基本组成细胞的单位社区开始演化。生产—生活区组织的空间形态、土地使用功能等方面的转变，使城市景观开始呈现出开敞化、多样化的特征。可见，中国城市中的单位已经结束了“城中之城”割据的格局而被重新纳入到整个城市空间的重构中。 本文选取北京近郊工业单位大院为例，从空间形态与土地利用两个视角，描述单位社区在转型期的空间演化特征。 2 单位生产区与居住区 本文选择位于北京市东南三环附近的同仁堂社区作为研究案例。这是一个以工厂为核心、周边围绕居住区的典型单位社区，包括其西南部建于1973年的同仁堂制药二厂和储运站等两个主厂区，以及东北部先后建于1976至2001年间的四期单位居住区，占地约150公顷（图1）。单位生产区和居住区有共同的围墙，厂区和社区虽然相对分离，但共享部分生活服务设施。 根据地方志、企业发展史、公司基础建设档案等基本资料，本文回顾同仁堂的建设与发展，将其分为初建复产、分区促产、更新集约以及开放转产等四个阶段。 2.1 厂区中心增设 作为同仁堂前身的北京中药四厂于1973年开始筹备新厂及仓储储运站的规划建设。生产区内30余个大型的调配全市中医药材的“向阳库”1呈现出千篇一律的兵营式排列，厂区中心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文革时期的重要机构——革命指导委员会、文革大礼堂、大操场和保卫部（图2）。职工宿舍相对简陋，也存在租住周边农民房的所谓“离厂工人村”。单位围墙内部仅有食堂、浴室等最基本的生活设施。单位大院与周边的农田隔离而被封闭，只有一个大门与城市相接。 2.2 工业用地转向生产产品 1978年以后，随着中药材行业“统购统销”垄断的瓦解，“同仁堂”的品牌得以恢复，该单位不再以仓储为主，而转向生产产品。新厂区规划将单位大院分为加工区、储运区和居住区等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图2），以“向阳库”为代表性景观的仓储用地削减过半，增添了新的生产线、服务设施和职工住房。同时，单位公共服务设施如副食店、幼儿园、体育场所、班车等逐渐发育，尤其是第一期单位住房的建设，开始营造出单位的生活氛围。 2.3 设计更多的服务设施与工人阶级社区 随着中药行业需求结构的转型2，同仁堂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开始注重产品科技含量，企业的增长方式由此从粗放型转化为集约型。继而，单位社区的内部空间也相应改变：现代化生产楼的相继落成3，终结了“上一个新产品、盖一个新车间”的扩展模式，生产区实现了由平面“延展”变为立体“集约”。而更多的空间用于单位内部福利设施的建设，使服务设施的种类更为丰富4（图3）。与此同时，高层板楼式的第二期住房使更多的工人阶层进驻单位社区，酝壤出更为浓厚的工人阶级邻里生活氛围。另外，加工区和储运区仍然保持着高墙和严格的门禁，尽管生活区的围墙已被打开，但其门禁管理方式由“院”下移到了“楼”和“单元门”。 2.4 单位社区人口构成复杂化 1993年，全国掀起国企结构优化浪潮，同仁堂也进行了国企改制，剥离了部分社会性服务，并将一些生产线迁到地价优惠的城市远郊。生产区进行了压产，污染严重的生产线完全停产，但生产建筑和设施却没有被拆除。随着厂办福利补贴的降低，部分福利性服务设施随之精简或停办5。搭乘“福利分房末班车”6，该单位建设了第三、四期住房（图3），部分单位住房进入房地产市场，外来家庭的进入使单位社区人口构成复杂化。另外，单位大院的围墙换为通透的栅栏，社区边界更加模糊。 3 空间分析的引入 现有的单位研究多关注其社会和政治方面（Bjorklund, 1986;Chai, 1996;Bray, 2005），虽然强调了围合、封闭、均质等空间特征，但没有将空间分析作为阐释单位转型的度量。本文采取围合度、公共空间比例、用地混合度等三个指标来定量分析单位大院的空间形态变化。 3.1 社区规模演化 单位空间的封闭围合、自成体系是其显著特征。单位的类型不同其围合程度也不一样，例如到访一般的工厂在传达室登记即可，而到访军事机构和政府机关则需要核查介绍信及身份证（Lu, 2005:51-67）。本文采取围合度及围墙周长与大门数量之比作为描述的指标。 同仁堂单位四个阶段的演化显示，社区大门的数量由改革前的3个增加到现在的9个，围合度也由703.0米下降到现在的204.1米（表1）。大门数量的增多使门禁难以实现严格的盘查和控制，更多地流于“监督”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