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的起源与发展.docxVIP

生态翻译学的起源与发展 1. 个步骤的过程 环境翻译始于2001年，始于2009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将我们所构建的话语体系当作这一过程的输出结果, 那么, 这一结果必然有其发生、发展的基础、前提和条件等等。本文即集中阐述生态翻译学产生的背景及其发展的基础。 2. 产生的背景 2.1 “生态”的国外情境 首先, 它是社会文明转型在译学研究方面的一种反映。20世纪60年代以来, 人类社会逐步开始了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转型。1972年, 联合国发布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 将保护自然环境提到全人类关注的高度。中国也随之开始重视生态环境问题, 此后接连提出可持续发展方针与科学发展观。在这样的背景下, “生态”维度进入包括翻译学在内的诸多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就是时代发展的自然体现。 其次, 它又是现代哲学思想转型的必然结果。20世纪以来, 在思想界与哲学领域发生了由主客二分到主体间性、由中心到整体观念的转型。60年代,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提出了“中心”既可在结构之内又可在结构之外、这样“中心也就并非中心”的重要观点 (Derrida 1967) 。70年代, 挪威生态哲学家阿伦·奈斯提出了“深层次生态学” (Deep Ecology) 的理论, 将生态学引入哲学与伦理学领域, 并提出生态自我、生态平等与生态共生等重要生态哲学理念 (Naess 1973) , 此后又有美国生态哲学家戴维·格里芬等人的发展。这一过程显示, 当代哲学所面对的, 是由认识论到存在论、由人类中心观到生态整体观的转向。正是这样的哲学转向, 打开了翻译研究从“翻译生态”视角综观翻译活动的视野和思路, 形成了生态翻译学研究路径。 2.2 “译者主导”的本质 “中国文化在开端处的着眼点是生命” (牟宗三1997:43) 。“生命体悟”可以视为华夏文化思想的一个主流, 这其中即含有对“生态”的体悟, 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生态智慧。这些生态智慧以“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以人为本”、“整体综合”为特征, 包含着丰富的哲理。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根本观念之一, 其重点在和谐。这种和谐是“天和”、“人和”、“心和”的总合, 是主客关系的和谐圆满。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到生态翻译学中, 首先表现为致力于追求译者与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总是在努力适应翻译生态环境, 使翻译选择遵循翻译生态的动态变化规律, 以此求得原文与译文、译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译文与译语文化以及译者自身的“平和”与“平衡”。为了追求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和谐与协调, 译者常常运用不同的翻译理论和各种各样的翻译策略与技巧, 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 做出最佳的适应和优化的选择, 使译者个人的身心皆融于翻译生态环境之中, 达到“思与境谐”、“情与景冥”, 从而实现“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 (胡庚申2009a) 。 “中庸之道”本是华夏儒家道德的最高规范。 “中庸”平衡之道作为优化决策的方法论, 不论是用之于翻译操作过程, 还是用之于翻译理论研究, 都是适宜的。且不说翻译过程中过分的直译或意译、异化或归化、过度诠释或欠额诠释等都是不可取的, 就是译论研究本身也需要“允执厥中”, 不能走向极端。 “人本”思想是中国政治文化思想的滥觞。华夏文明中的儒家文化, 在整体功能上强调的就是要争取和保持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身心的和谐 (季羡林2008) 。由于翻译理论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描述和解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译者问题就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又由于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 因此, 译者问题便成为生态翻译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议题。在翻译研究中, 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就是“译者主导”的理念。“译者主导”论不仅主张译者是翻译的主体, 回答了“谁在译”的问题;而且主张翻译过程是由“译者为中心”主导的, 译者是翻译成功的根本因素。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中具有一种先天的整体观、综合观、有机观。美国知名学者成中英曾从方法学的视角将中国哲学和文化归纳出三个方法论原理:“整全性原理” (principle of wholeness) 、“内在性原理” (principle of internality) 、“生机性原理” (principle of organicity) , 并认为“三者合而观之, 实可视之为中国式思考理路的方法学范例” (成中英2005:140) 。中国古有“四方上下谓之宇, 古今往来谓之宙”之说, 认为宇宙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而是一个开放的、交融互摄、旁通统贯、有机联系的整体;宇宙不是孤立、静止、不变不动或机械排列的, 而是创进不息, 常生常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就是整体性思维, 它强调的是变化和变化的规律。这对于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