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时期伍廷芳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关系.docxVIP

论辛亥革命时期伍廷芳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关系 辛亥革命期间，吴廷芳与孙中山革命党员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而不被关注的问题。称其重要是因为伍廷芳作为南北和谈的代表、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 参与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创建, 为中华民国的成立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探讨此一时期伍廷芳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关系, 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辛亥革命的复杂性。言其不为人所重视, 乃是指在众多的研究辛亥革命的论著中极少有人涉及这个问题。就笔者所知, 丁贤俊先生撰写的《论孙中山与伍廷芳》1, 是大陆学术界迄今为止所写的惟一一篇专门论述伍廷芳与孙中山革命党人关系的论文。丁先生用“合作—疏远”的表述准确地概括了辛亥革命期间伍廷芳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关系。笔者对此完全同意, 但又觉得丁先生对所涉及的诸多问题没有充分展开, 论证也不够深入, 因而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性。笔者拟从三个方面——双方合作的基础, 南北和谈功过之辨析, 由合作至疏远——论述辛亥革命时期伍廷芳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关系, 以求教于方家。 一、 建立民军投刺的基础 伍廷芳与孙中山革命党人发生横向联系起于武昌起义爆发, 目前尚未发现他们在此之前有过联系的史料。据“惜阴堂主”赵凤昌之子赵尊岳称, 伍廷芳第二次出使美国归国后, “休官居沪, 素不问革命事, 亦不与党人通声气”2。很显然, 正是武昌起义改变了伍廷芳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伍廷芳出任沪军都督府外交总长、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司法部长, 与陈其美由陌路人变为朋友, 配合也一度默契。在此, 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双方合作的基础是什么。 从双方建立联系的过程看, 革命党人是主动的, 伍廷芳则是被动的。据沪上名人李平书称, 1911年11月3日, 他受陈其美委托, “往晤伍先生, 初以年老辞, 适温君钦甫 (温宗尧) 至, 相与力劝, 乃受照会。”3赵尊岳则称, 武昌起义后, 独立各省矛盾重重, 南北和谈开始之际, 民军代表尚未确定。为同黎元洪一争高下, 沪军都督陈其美“径投刺造访, 请出任南方议和代表。伍不识陈, 却之再三, 陈竟长跪以求。伍感其诚, 始允就任。”4第二条史料的可信度如何暂且不论,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即双方建立合作关系, 一为主动, 一为被动。那么, 革命党人为何会屈身求请伍廷芳, 而伍廷芳又为何最终接受了邀请呢? 1. 革命党员自发邀请吴廷芳参加 陆海空间贸易和民族外交 1911年11月20日, 全国各独立省区代表在上海议决, 推定“伍廷芳、温宗尧二君为民国外交总、副长”5。12月5日, 代行中央政务的鄂军都督黎元洪宣布, 伍廷芳为民军总代表, 主持南北和谈, 并希望伍廷芳不要辜负11省代表对他的厚望。消息传出, 咸谓得人。唐文治、雷奋、赵凤昌等13人认为, “此重要之位置, 必如伍君之中外素深景仰者, 方足以胜任愉快”6。陈其美也称:“伍总长为全国所公推, 既负全权, 本都督深信其必能收圆满之结果, 以慰全国同胞之希望。”71911年12月18日, 英法美俄日德等6国驻沪领事团向议和双方递交照会8, 这也意味着列强对南方民军政府“实行承认”。由此可见, 伍廷芳出任沪军都督府外交总长、独立各省区总代表是众望所归。 非比寻常的经历, 铸就了伍廷芳不一般的历史。他以中国第一个近代法律博士的身份踏入政界, 参与领导了中国铁路经营管理, 赢得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赞颂;作为李鸿章的外交智囊, 参与策划了包括《中法条约》、《中日马关条约》在内的一系列外交谈判, 尤其是在前后担任驻美公使8年间, 他曾就华工问题、《中墨条约》签署问题, 同美国政府、墨西哥政府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 维护了民族利益, 博得了好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这样评价伍廷芳:“他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中国佬, 他一旦得手一定让我们全不得好死, 就是不死, 日子也不会好过。”9这段不无恶意的话, 当是对伍廷芳外交才干的最好诠释。在任修订法律大臣期间, 伍廷芳依照西方近代法学原理, 对中华法系进行了大胆改革, 删除了包括“凌迟”、“枭首”、“株连”在内的一系列严刑酷罚, 增添了体现时代进步色彩的律师制度、陪审员制度, 制定了旨在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公司律》、《破产律》等, 赢得了中外各界的广泛赞誉, 连辱骂伍廷芳为“笨驴”的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特派记者莫理循也承认, 伍廷芳是“对中国刑法法典进行修改并使之人道主义化的人”, “他的正义感”“是中国少有的”。10再者伍廷芳仕清多年, 官至外务部侍郎, 位居二品, 以其对专制王朝的揭秘披隐, 和对新政事业的建树, 俨然成为一代名臣, 在朝野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时人曾称其“才学冠中华, 卓著鸿名满天下”11。因而, 将“伟才硕望, 中外咸钦”12的桂冠放置在伍廷芳的头上虽属溢美之词, 但也有一定道理。 黎元洪电应请上海防疫,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