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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国时期的法治国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关于晚清君主立宪与中华民国立宪的结束。民国初年, 以法治国, 依法行事, 将中国建成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 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及一些旧立宪派人士的强烈主张, 他们为此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和斗争。这一主张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 以法治国成为举国上下的普遍舆论, 法政 (法律) 学校在各地纷纷建立, 各种法律书籍大量出版, 汇成一股勃勃涌动的社会思潮, 而在社会实际生活中, 因是否依法行事而发生的矛盾与冲突, 则成为这股法治思潮涌动中激起的浪花。 一、 强调法治的观点 中华民国建立后, 在欢庆中国社会这一历史巨变的同时, 从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到各界人士纷纷强调, 这个新建立的国家应是一个尊崇法律、依法行事的法治国家。以法治国的言论发于多种场合, 载于各种报刊。各界人士还对制定宪法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对宪法内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 革命党人对民立报的接受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西方民主共和制度有较多的了解和强烈的向往, 他们在创建中华民国之后一致强调, 制定宪法和法律, 以法治国, 是确立并巩固中华民国民主共和制度的重要保障, 立法建制是民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1912年1月6日孙中山在会见记者时即宣称:“中华民国建立伊始, 宜首重法律。”1在作为南京临时政府立法机关的临时参议院成立之时, 孙中山亲自率领内阁成员前往祝贺, 并致颂词, 极言立法工作之重要, 称参议院“所议者国家无穷之基, 所创者互占[亘古]未有之制, 其得也五族之人受其福, 其失也五族之人受其祸”2。他认为, 由作为人民代表的立法机关立法建制, 是中国历史上的亘古伟业, 其得失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各族人民的命运。这表现出孙中山对以法治国和建立民主共和的法制国家的极端重视。故而, 孙中山任命对法政素有研究的宋教仁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长, 在较短时间内, 编制并经参议院通过了民国建立后所亟需的一批法律、法规。 当1913年初第一届正式国会即将召开之际, 孙中山所属望正式国会的, 是制定出一部符合民主共和精神的宪法。他认为, 一部好宪法“为立国之根本”3, “国会开幕后, 辟头第一事须研究一部好宪法。中华民国必有好宪法, 始能使国家前途发展, 否则将陷国家于危险之域。”4 黄兴也是以法治国的积极倡导者, 他对制定民国宪法问题同样极为重视, 认为民国宪法为“现今最重大者”, 将来民国的政治前途“全视乎民国宪法如何”。5他称制定宪法为“建设共和国家之第一著”, “人民之保障, 国家强弱之所系焉”, 并将制定宪法作为“吾党莫大之责任”。6主张实行议会政治的宋教仁, 更将宪法视为“共和政体之保障”7。 王宠惠是革命党人中的法学专家, 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法科, 后留学日本、美国, 获法学博士学位。他对于以法治国问题的关注, 充分体现在其所著的《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书和其拟就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8在《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中, 王宠惠认为, “宪法者立国之大本也……必其宪法良好, 国本稳定, 乃足以自存”, 把制定一部好宪法提到了关系国家能否“自存”的高度。故此, 他指出, 对宪法问题“国民皆有研究之责”。 由宋教仁、徐血儿、邵力子等革命党人主持的《民立报》, 是宣传以法治国思想的重要阵地, 其刊载的鼓吹以法治国、建立民主共和的法治制国家, 以及讨论宪法问题的各种文章连篇累牍, 对于有关法政 (法律) 学校的情况及临时参议院和国会立法活动的报道尤为详尽。在民初的报刊中, 《民立报》的这一特点是十分突出的。 此外, 孙中山明令取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暂行报律》一事, 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革命党人对实行以法治国的坚决态度。1912年3月, 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次长居正, “见上海报纸语杂言庞, 思有以纳于轨物”, 即拟定了《暂行报律》, 且未经呈孙中山交临时参议院通过, 即予发布。此《暂行报律》对新闻出版问题作了如下规定:“ (一) 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 其发行及编辑人姓名, 须向本部呈明注册, 或就近向地方高级官厅呈明咨部注册……否则不准其发行。 (二) 流言煽惑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 除停止其出版外, 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以应得之罪。 (三) 调查失实, 污毁个人名誉者, 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不履行, 经被污毁人提起诉讼时, 得酌量科罚。”9且不论此《暂行报律》所规定的内容是否妥当, 此事本身违反了立法程序, 是南京临时政府的失误, 立即引起报界的强烈反对。上海报界俱进会及10多家报社联合致电孙中山, 指责“内务部擅定报律, 侵夺立法权……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 钳制舆论, 报界全体万难承认”10。 孙中山接到此电后, 即令内务部取消了《暂行报律》, 令称:“民国一切法律, 皆当由参议院议决宣布, 乃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