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的盛世构想与初唐诗歌.docVIP

武则天的盛世构想与初唐诗歌 关于武则天与初唐诗歌发展的关系，学界多关注其改革科举、爱好诗歌对提高诗人地位和引发诗歌创作热情的影响，(1)参见吴格言《武则天执政对初唐诗歌发展的影响》，《齐鲁学刊》1999年第6期；胡可先《论武则天时期的文学环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等。笔者也曾探讨武则天个人性格特征、审美追求、宗教信仰给宫廷诗歌内容和风格带来的变化，参见卢娇《武则天与初唐诗歌——以其影响宫廷诗歌的创作情境为中心》，《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当然，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武则天重用酷吏、大兴告密之风，恶化了诗人的环境，阻碍了诗歌的发展，如傅璇琮《武则天与初唐文学》(收入傅璇琮《唐宋文史论丛及其他》，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218页)。但实际上，武则天影响诗歌的媒介是多方面的，其基于盛世理想的一系列举动亦是其中重要一途，包括频繁的礼乐活动和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实绩等。这些举动不仅营造了浓厚的盛世氛围，在观念和事实上带给当时百姓一定程度的盛世感受，更是进一步促成了文人对政权的信心和从政的热情，从而对诗歌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而关于武则天基于盛世理想的盛世建设同初唐诗歌之具体关系，目前学界尚无专门的细致研究。李俊《初盛唐时期的盛世理想与文学》(2)参见李俊《初盛唐时期的盛世理想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虽系统论述了初唐盛世理想和盛世建设对诗歌中的自信精神、诗人参与政治的热情的影响，但该书一方面始终将高宗武后作为一个整体、又特别强调高宗的主导作用，没有深入发掘武则天在营造盛世氛围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而对高宗朝四杰等诗人论述较多，对武周朝宫廷沈佺期、宋之问、苏味道、李峤等诗人关注较少；另一方面在论及高宗武后时期的盛世建设时，只强调其通过倡导礼乐文化来彰显盛世品格，而忽略了其在经济、军事上的实际作为对打造盛世的影响。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武则天本人的盛世构想及其在初唐盛世建设中的具体贡献，在此基础上探讨当时文人的真实时代感受及诗歌所受的影响，以期从一个侧面探究武则天的文学功绩及初盛唐诗歌演进之过程与原因。 一、武则天的礼乐活动与盛世氛围的营造 从武则天立国号为“周”及天授元年以周汉为二王后、舜禹汤为三恪来看，她基本是以上古三代及汉朝作为政治楷模，并以此为理想中的盛世和建设目标的。事实上这也大致代表了唐人对盛世的构想，即首先在礼乐德政上追慕三代；其次如大汉王朝那样具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保持国家的绝对统一，并且富国强兵；再者延续从三皇五帝到尧舜禹以来的统序，保证政权的合法性和法天而治的合理性。这就要求统治者发挥礼乐教化的作用，满足德政的要求，推行王道而非霸道，简贤任能，让利于民，富国强兵；士人也应具有宣扬王道政治的自觉性，即如孟子般“以道自任”，因而怀道而干谒自陈，也是其追求王道盛世的表现。 汉代是公认的继“三代”之后最典型的盛世，武帝在发展经济、军事之外兴礼乐、定服色，郊祀封禅，包括礼祠汾河、巡行天下，及以此带动的大力发展文教、大兴辞赋、改制乐府，都很好地塑造了大汉王朝的盛世形象。后世欲有所作为的帝王，即便不能在“武功”上比肩汉武，也愿在文德礼制上效仿之，其根源就在于追慕三代盛世的情结，因为这些礼仪、制度的确立本就是一个盛世所必备的基本条件。 武则天也在很大程度上利用礼乐活动的政治效用，高宗在世时她就不断借此提高自身的地位，同时带给民众盛世的感受；后来她又通过这些途径宣示武氏政权的顺应天意，使民众产生对其政权永久性的信心。诚然，唐代的第一次封禅大典是由高宗实施的，但其中饱含了武则天的政治智慧。“麟德二年(665)冬十月戊午，皇后请封禅，司礼太常伯刘祥道上疏请封禅”，[1]87可见次年的封禅最初出自武则天的设想。她甚至还上表：“封禅旧仪……而令公卿行事，礼有未安，至日，妾请帅内外命妇奠献。”[2]6344-6345封禅礼仪中，初献为天子行事，亚献在唐以前一般以最高职事官担任，如大宗伯、太常或太尉。此次武则天则自请代替公卿担任亚献，不仅抬高了皇后的地位，也再次削弱了外朝公卿的影响，进一步强化了由帝、后共同组成的内朝皇权的权威。此外，这次封禅大典还实现了自贞观以来虽被屡次提及、但太宗始终未能达成的夙愿，宣示了高宗武后过人的功业，也成功营造了盛世的氛围，激发了百姓的盛世感受和政治热情。骆宾王《为齐州父老请陪封禅表》就表达了百姓对高宗圣德的歌颂，“伏惟陛下乘乾握纪，纂三统之重光；御辨登枢，应千龄之累圣”，[3]其中也洋溢着他们身逢明君盛世的激动情绪，因而接下来表达了参观封禅大典的愿望，而观礼朝圣的经历又有助于激发百姓的盛世感受及“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武则天自然对这次礼仪活动所发挥的诸多效用甚为满意，在封禅泰山之后又多次请封嵩山，只不过每次都因岁饥或边事紧急而未行，最后一次则因高宗病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