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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武则天时期的劝农与科责 武则天时期的劝农性科责无论对象还是惩罚的力度都与中国古代历史上通常的劝农形式有别。究其根源,一方面是由于武则天将劝农与官吏考课联系起来,并辅之以严厉的监察,促使地方官员进一步向基层吏员和百姓施压,从而导致严厉的科罚。另一方面,武则天时期出现大量浮户,劝农与科责既是在民户逃亡后保证农业生产继续的手段,也是巩固劝农政绩、招徕户口归农的措施。武则天时期的劝农性科责从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这一阶段农业经济的发展,但政府的“劝农”本质最终还是促使劝农官与基层农业生产管理日益疏离,劝农愈趋形式化。 劝农;科责;武则天 关于武则天对农业的重视问题,学术界讨论颇多。①但笔者在翻阅池田温先生《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时,有两则武则天时期与劝农相关的科责文书还是觉得有必要加以探讨。 一、武则天时期的劝农性科责非惯常现象 武则天时期有两则关于劝农的科责文书,兹抄录如下: (一)武周长安三年三月敦煌县录事董文彻牒(大谷文书二八三六)[1]199 (前缺) 1.家奴客须着,贫儿又要充衣。相学鹤望,和籴 2.谷麦漫将费尽。和籴既无定准,自悮(误)即受单 3.寒。岂唯虚丧光阴,赤露诚亦难忍。其桑麻 4.累年劝种,百姓并足自供。望请检校营田官, 5.便即月别点阅萦子及布。城内县官自巡。如有 6.一家不缉绩者,罚一迴车驮远使。庶望规模 7.递洽,纯朴相依。谨以牒举,请裁,谨牒。 8.长安三年三月日,录事董文彻牒 9.“付司,辨示 10.一日” 11.三月一日録事受 12.尉摄主簿付司户 13.“检案,泽白 14.一日” 15.牒,检案连如前,谨牒 16.三月日史氾艺牒 17.准牒下乡及榜示村 18.坊,使家家知委。每季 19.点检,有不如法者,随犯科 20.决。咨。泽白。 下略 (二)周长安三年前后敦煌县牒(大谷文书二八三八号)[1]200 1.乡,耕耘最少,此由社官、村 2.正,不存务农。即欲加决,正属 3.农非,各决贰拾。敦煌、平康、龙勒、 4.慈惠四乡,兼及神沙,营功稍少,符 5.令节级科决,各量决 6.拾下。洪池乡,州符虽无科责, 7.检料过,非有功,各决五下。 8.其前官执祭,咨过长官, 9.请量决罚讫,申咨。前示。 10.十六日。 这件文书,正面文字背面,还有三行字: 1.二月十六日社官、村正到 2.合当乡见社官、村正到 3.悬泉乡(18) 这两则文书多处使用武周新字。前者董文彻牒是劝百姓广种桑麻,努力实现衣着自给,不能单纯依赖政府的和籴绢布。如果没有和籴的粮食,或者政府和籴数额减少,依赖和籴绢布就会落空,这样的百姓就会有“赤露”、“单寒”之忧。牒文对“不缉织者”的科责是:“罚一迴车驮远使”,就是充远役。这样的处罚对百姓看来并非具文。后面的敦煌县牒记载了对那些“耕耘最少”或者“营功稍少”的乡社官、村正,州符科责,县官主罚。乡社官、村正被处罚最重者“决贰拾”,最低“决五下”。 上述武周长安时期对基层官员和百姓贻误农事的科责,目的显然是劝课农桑。但纵观中国古代劝农史实,这一表现在中国历史上却并非惯常现象。中国古代社会不乏劝农之举,如皇帝行“籍田“礼,向上天祈谷,皇后参加亲蚕仪式,或者派劝农官到各地劝勉农事,同时,对地方官或者百姓怠于农事的科罚也有制度因子。《周礼·载师》中就有“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不过,这些惩罚措施能否落到实处值得怀疑。因为既然不从事生产,那么里布、屋粟和夫家之征从何而来?倒是《周礼》卷四《闾师》中“凡庶民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无椁,不蚕者不帛,不绩者不衰”具有可行性,它从礼教的角度对怠农者以惩戒。如果考虑到周代社会的氏族或部族共同体色彩,以及农业生产的半集体性特征,《周礼》中的劝农和科责不难理解。但周秦之际,井田制瓦解,个体家庭成为基本生产单位,原有的氏族或部族共同体也让位于国家户籍管理下的编户齐民。尽管劝勉农事的制度习俗应然存在,但相对固定的田租和口赋,使国家的关注点从农业生产转向农产品的分配,即通过财政和赋役手段攫取农民的劳动成果。当然,农业生产的好坏决定着国家财政收益的稳定与增长,这也是为什么以后的政府仍然劝科农桑的原因。因此,总体上看这一变化的结果是国家财政与户籍、赋役的直接联系,而农业生产退居第二位。这从劝农官的职掌权限变化也能够看到,周礼中的田畯、里宰直接负责农业生产,而汉代诸曹掾史中的劝农掾虽监乡五部,但根据吴简中劝农掾的记载,其职责已经是名籍、赋税和官司担保[2]。 隋唐时期基层的里正虽有劝科农桑之责,但从《唐律疏议》中对里正失职的科责来看,还是均田、户口、田赋、差科不均或营私舞弊方面,并没有具体农业生产的内容。即使在《田中种树判》中,“乙姑在田中种树,邻长责其妨五谷,乙乃不伏”[3],看似邻长对乙生产行为的干涉,但元稹后来的判词是“既难偿责,无